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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到20世纪汉语文学史，主要是空间上的“越界”，从“文学的中国”这一空间“越界”到包括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在内的“汉语的文学”，在消解单一中心论中提供了一种颠覆、超越以往以线性时间线索筛选作家作品、文学事件的文学史叙述，从而产生文学史叙述的不同面向，形成多路径的文学史叙述，由此完成的文学史整合会凸现百年中华民族文学的价值，也会显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在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性，语言的包容性，共享性修复华人/中国人认知的“整体性”，现代中华民族文学的经典化等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20世纪中国文学史；20世纪汉语文学史；百年海外华文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4-0078-06

　　一

　　1994年，我读到孔范今先生起草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大纲》，很兴奋地感受到了一种新的文学史思路，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与约我撰写的台湾、香港文学有关。时至今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为了避免“缺失”，也列入了台湾、港澳文学，但往往单独列出一章讲述台湾、港澳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框架中，两者还是“游离”成两张皮。但19年前孔范今的“大纲”已经很有学术深度地处理了这一问题，在一种现代人文主义的视阈中沟通了中国大陆和台湾、港澳之间的文学对话。南此，文学的多元存在的种种历史（可能）性都得到充分揭示，百年台湾、香港文学较为自然而贴切地嵌入其中。与此同时，现代人文主义视阈的展开，使种种以往被遮蔽和“边缘化”的文学存在得以重归其位。在这样一种学理视野中，近、现、当代中国文学原本血脉相通的存在自然沟通，大陆、台湾、港澳文学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多源多流、当道并存的对话关系。

　　打通近、现、当代，沟通大陆、台湾和港澳，并不只是纵、横方向上的拓展，而是一种“越界”和“整合”的新的文学史叙述的展开，它一方面回答着清末民初以来中华民族新文学诞生后文学史建构遇到的挑战，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文学史叙述自身深入展开的一种必然。

　　“越界”“不单指跨越民族国家区域的界限，也指跨越学科、文化、方法、视野的边界，同时也超越文本，进入社会及历史现场。回到文化，文学产生的场域，有时也有必要打通古今，进出现代与古代之间”。“五四”后的文学史叙述发生在无法彻底摆脱政治化的语境中，各种壁垒分明的界限随之产生，文学历史本身的多重性、流动性一度被单一化、凝固化，因此。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而言，“越界”不仅必要，而且重要。“越界”的指向是“整合”，这种“整合”是深入开掘和充分共享民族文学资源，它不抹杀各时期、各地区文学的丰富差异性，相反，它在多元性、差异性中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本质，从而把握其整体性。

　　“越界”不是漠视、否定“存在”，而是从一个界域进入另一个界域而获得多重视阈，从而去蔽溯源，把握社会变迁之叠合、文学演变之交错等情况。“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建构，既非否定“五四”的革命性意义，而是将其置于晚清民初以来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格局中予以更深入的把握：也非无视1949年的转折性意义，而是将其置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理解其转型的意义。不同界域的多重视野会自然引发对话，深化认识。例如“红色经典”，在中国大陆的文学史叙述语境中，往往可以大行其道，并不会引起多大质疑。但如果我们注意到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台湾曾出现一批“反共经典”，我们在惊讶之余会对将“红色”、“反共”与“经典”建构在一起的做法保持谨慎，原因很简单，台湾的“反共经典”也有着炽热的激情、虔诚的政治理想和“无私无畏”的“英雄”形象，它们往往产生于作者的亲身经历中，不乏感动人的魅力，如杨念慈的长篇小说《废园旧事》完全可视为台湾版的《杜鹃山》（《废园旧事》除被改编成广播剧和电影外，也被改编成台湾最早的电视连续剧），纪纲的长篇小说《滚滚辽河》也不妨视之为台湾版的《青春之歌》，但它们的政治倾向、价值取向都是“反共”的，尽管当时作者并非自觉配合“反共”，但毕竟是官方文化“霸权”的产物。经典化是文学史的重要功能，如何“经典化”是文学史建构成败的关键之一，而在“红色经典”对照“反共经典”的思考中，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化”的一些重要问题就会浮现出来。例如，经典本身具有的时空超越性使其具有历史逻辑修正中的丰富解读性，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其历史逻辑的修正是由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和海外的中国人/华人的经历提供的，一部可以人史的经典性作品起码应该打动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华人，才有可能被世界各国民众和我们的后代所接受。而“红色”与“反共”恰恰是历史逻辑修正的内容，它们虽伴随不同中国人的历史，却难以形成打动不同地区中国人/华人的力量。这显而易见的事实，囿于中国大陆或台湾、港澳范围中都是不易觉察到的，然而在“越界”中就看清楚了。

　　“越界”的研究视野是将中国现当代文学始终置于世界性的语境中予以考察。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显得非常密切而复杂，例如，1949年前国共关系的历史变动，1949年后毛泽东时期的政治决策，都极大地受到世界性因素影响。我们应该自觉地把“中国和海外”设置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最重要的历史背景，充分关注相关的历史变迁。例如，20世纪中国有过三次“留学”高潮，就密切联系着中国文学的三次“转型”，凸显出传统与现代对文学转型的重要影响。“五四”前后的留学高潮为人们所熟知。传统的现代转型取决于这种文化的包容力，而文化的包容力又与其辐射力、扩张力相反相成。晚明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向外扩张力萎缩，“内敛”渗透进社会生活、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传统文化呈现过熟状态，汉语本身的概念建构力大为削弱。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现代转型有其潜在危机。当中国文化转而向外寻求复苏力量时，民族的速强致胜心理内在制约了对外来思想资源取舍的价值尺度，由此建立起立足于感时忧国传统对外来文化的呼应机制，即从民族、国家的忧患意识和现实出发来呼应世界潮流，有时反而滞后乃至疏离于世界文化潮流。各国（苏、英、日、美等）政府又力图通过影响中国来求得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些都使得“五四”挑战于传统的取舍价值尺度显得激进。然而，正是当时留学群体的不同背景（欧美、日苏等，即便是欧美，留学英、法、德、美，其背景及其价值取向也有差异）内在地互为制约，使挑战传统不至于过分，也使“五四”思想启蒙在多种理路之中保持了某种清醒理智。第二次“留学”高潮从战后延续到五六十年代。抗战期间，民国政府依旧重视教育，战后很快恢复了派遣留学的规模，而随后国内政治局势的剧烈动荡中，海外旅居更成为中国知识者的一种选择；在1940年代末蒋介石组织的“抢救大陆学人”的行动中，一些不愿留在大陆也不愿随蒋介石撤至台湾的知识分子流徙海外：到五六十年代，以台湾为主要出发地留学欧美的浪潮使数万中国知识者移居海外，而且与“五四”留学高潮不同，他们中许多人留居海外至今，“旅外文学”由此开启，从鹿桥、程抱一到於梨华、白先勇，代表了这一文学潮流的成就。在战后大陆、台湾都高度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情况下，海外中国知识分子却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传统的现代性转换”的课题，即“重新发掘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精髓，然后接续上现代世界新文化”（白先勇语），而其努力产生的影响是全局的。当时台湾国民党政权也讲文化传统，但有其稳定政局之目的。而海外中国作家就摆脱了现实中国政局的负面制约，他们的创作对传统和现代、民族和世界关系的处理提供了非常有益的经验。例如，从传统的边缘，乃至对应面，如现代主义思潮等起步，其参照系更开阔，更有利于传统的传承、发展，“出门浪子”比“守业孝子”对文化传统更有贡献；从作家个性出发来接纳外来的、现代的思想资源，恰恰能沟通传统的、民族的脉络等。鹿桥、程抱一、白先勇、郑愁予、余光中、杨牧、於梨华等一大批作家的创作都充分体现了这些经验，提供了那个时期中国文学的精品，也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真正具有了“第二次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的特征。第三次“留学”高潮是1980年代以后，十多年中，120余万留学生旅居于107个国家（新世纪后，中国大陆留学规模进一步扩大，2010年留学人数就达三四十万，但他们的去留尚未确定），其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两次。此时期中国内地作家开始走出体制，而国家体制的资本扩张和利润诱惑却吸引包括文学研究者在内的知识分子回到知识体制内部，在这种情况下，从“留学”到“学留”也在体制内外进行，其情况更为复杂，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在观察之中。而对照于中国大陆1990年代后的“国学热”，海外留学知识分子中还是有人坚持了知识分子个人精神活动的立场，取中西互补的开放姿态，潜心探究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恰如有人所言，古者大隐隐于市：今日有古风者，大隐隐于西，无任何外力迫之，本性使然。这种本性是全球化语境和大众消费文化浪潮中避免传统文化时尚化、工具化的力量。同时，留学影响也有利于借鉴他国知识分子的反叛传统。即使处于体制内，也力图以其异质性保持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从而促使中国社会有可能逐步形成稳定的多元价值。而在我看来，从1980年代开始的包括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在内的文学转型的根本性课题就是如何在促成稳定的多元价值的社会结构的历史进程中真正实现文学的多元化。高行健以“没有主义”走出一切意识形态的控制，实现精神的“大逍遥”，而其戏剧、绘画创作对包括庄老、禅宗在内的文化传统淋漓尽致的发挥，与莫言等国内作家创作构成内在对话关系，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等话题上提供了为世界瞩目的经验。

　　三次留学浪潮的背景提出了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性的课题，从世界性语境中揭示了中国文学转型的实质性内容。较之于只关注本土的文学史视野，“越界”显然更能调整和深化我们的文学史观。

　　从“越界”和“整合”的文学史思路出发，“20世纪中国文学史”扩展到“20世纪汉语文学史”的可能性、可行性也在自然展开之中，也就是在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和海外互为参照的框架中整合20世纪中华民族新文学。这样的文学史叙述是可以得到适当的学术处理的，例如，1941年底前的香港新文学作为“早期香港文学”，可视为与大陆国统区文学，尤其是海派文学强烈呼应。又在“中原心态”和香港本地化纠结中展开的文学历程：日据时期台湾文学可以在包括1931年后的伪满洲国文学、1937年后的华北华中（包括上海、南京等）沦陷区文学、1941年后的香港文学等在内的“日占区文学”视野中予以处理，而这一期间的海外华文文学则是在“华侨”这一集体身份上展开的，是中国文学的海外延伸。其他学者的著述也以不同的途径逼近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海外汉语文学的整合，表明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扩展到20世纪汉语文学史的文学史叙述可以继续展开学术思考，其实践也有学术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