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6-02-02 14:00 文章来源:http://www.lunwenbuluo.com 作者:洪子诚 点击次数:
五、激进的文学思潮
20世纪的中国文学,是否存在左翼的激进文学思潮(或派别)?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它的表现是分散的、局部的、缺乏理论与实践的体系性的;它存在的同时,也存在着对它制约、抗衡的力量。另外,这一思潮也并不总表现为有固定的代表人物的这种形态。
到了50年代后期,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尤其是1963年以后的十多年里,激进的文学思潮(或派别)成了控制全局的、唯一合法化的力量。
这里需要关注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背景。一是毛泽东文学思想发生的某种变化。1958年,毛泽东提出了“两结合”的口号。一般来说,人们都把它看成是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同属于一个体系,或称它为后者的“发展”。提出者本人对这一“创作方法”并未作出任何进一步的阐释,但最明显的特征是,不管是文字表述上,还是精神实质上,“浪漫主义”都被置于显著的、甚或可以说是主导性的位置上。这一点,应该说是毛泽东的文学观点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有些研究者指出,《讲话》中强调作家深人生活、在生活中观察、分析、体验一切人、一切阶级,这是对文学真实反映生活的重视。他们还通过《讲话》不同版本的比较,来论证毛泽东把文艺创作的性质大体上理解为工匠对材料的加工因而,生活材料本身是至关重要的。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或者说是毛泽东文艺观的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则是对“写实”的超越,对“浪漫主义”的重视,即《讲话》中所说的“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既然文学负有“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的使命,革命政治是文学的“终极性质”的目的,那么,仅仅反映生活又能给生活增加些什么?真实与理想、文学性与政治性、文学“规律”与政治目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等关系,本来就是左翼文学家一辈子都要处理的难题,毛泽东当然也不例外。在《讲话》里,我们至少在表面上看到保持着一种平衡关系。到了“两结合”的提出,文学目的性、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观性因素,就成为主导的、决定性的因素了。这加强了从政治意图和激情出发来“加工”生活材料的更大可能性。另外,在六十年代,毛泽东在思想文化上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发表的对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以及他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所做的理论阐述,都为文学激进思潮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和依据。
这一思潮在60年代,形成一个政治--文学派别。通过开展全面的文化批判运动(哲学、史学、经济学、文学艺术等)通过精心制作样板性作品,来逐步确立激进的、命名为“无产阶级文艺”的文学规范体系。这一派别在60一70年代的理论和实践,表现出这样一些特征:
首先是政治的直接“美学化”。周扬和胡风之间虽然存在理论分歧,他们在文学内部诸因素关系的理解上,却是一致的。这就是思想(政治性)--真实性(现实性)--艺术性的结构。他们的分歧,是在肯定这一基本格局之下产生的。而对于激进派来说,则表现了拆卸这一格局,从中清除“真实性”的趋向,而使这一结构,简化为政治--艺术的直接关系。这是为着将政治目标、意图,更直接地转化为艺术作品。当然,“真实”的概念,在60-70年代也一直在使用:既用来褒奖合乎规范的作品,也用来批判“歪曲现实”的创作。但“真实”、“真实性”的涵义已经不同。文学的真实性对周扬等来说,是在作家的感觉怎样、应该怎样和实际怎样之间的协调和平衡,而现在,“真实”已被等同于“应该怎样”--一种主观性的认定:在文艺实践中,其结果是政治与文学界限再难以划分。小说《刘志丹》、京剧《海瑞罢官》,被理解为既是文学文本,也被当作政治文本;而江青等在70年代主持的小说、电影、戏剧的创作,本身便是政治行动。因而,后来的批判者既憎恶又不屑地称它们为“阴谋文艺”。这种政治和文学的难以剥离的情形,对激进派来说并非一种失误,而是自觉追求:打破曰常生活与文艺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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