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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启蒙思想者的悲哀

　　实际上真实”、“真实性”在当代文学过程中，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在这上面引发的争论，反映着左翼文学内部不同派别之间在文学理想、文学规范上积累已久的歧见。对他们来说真实性”是有特定含义的概念。在“真实论”的批判者看来，真实地反映生活，就是要充分地表现现实中的“光明面”，肯定、歌颂工农群众及其英雄人物，并对生活、对未来，表现出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而对于秦兆阳等来说,“真实性”、显然是他们反对“粉饰生活”、“无冲突论”的代称。“写真实”，就是要表现生活的复杂性,“大胆干预生活”，不回避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揭露一切病态的、落后的现象。这就是发表刘宾雁的特写时，秦兆阳在“编者的话”中所说的：“我们期待这样尖锐提出问题的、批评性和讽剌性的特写已经很久了”，“我们应该象侦察兵一样，勇敢地去探索现实生活里面的问题”。这也是黄秋耘在他的一系列短论中所呼唤的:“作为一个有着正直良心和清明理智的艺术家，是不应该在现实生活面前，在人民的疾苦面前心安理得地闭上眼睛保持缄默的”。

　　50年代文学规范的这些主要挑战者的理论主张和实践，所描绘出的是文学上的“启蒙主义者”的精神风貌。他们在文学思想和精神气质上，更多承接十九世纪西方、尤其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生活”的传统。他们耽爱沉郁、忧伤的美学风格。他们几乎无例外地将鲁迅作为自己的精神领袖，奉为思想和行动的楷模。他们当然是从自己的立场上去理解、亲近鲁迅的，从鲁迅身上得到的“启示”是，“缺少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心，缺少对生活的高度热情，缺少‘己饥己溺，民胞物与’的人道主义精神，缺少‘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的大勇主义精神，就没有崇高的人格，也没有真正的艺术”。在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认识上，他们更多看到在前进过程中的沉重历史负累，而这主要表现为存在于民众生活和精神上的“创伤”：一方面是韧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另方面则是麻木、愚昧，奴性的卑贱和苟安。因而，一个革命作家，负有如冯雪峰讲过的“实际地媒介革命的新的思想和文化传统于大众”的责任，对大众讲出“真理”的责任。他们在被要求投身大众、转变思想感情和立足点的“苦难的历程”中，怀恋着“个人主义”、“个性主义”的立场，企图尽可能维护他们所珍惜的思想自由和个体的独立性，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他们理想的人性建设的前录。可以这样说，在50-70年代的30年间，不同时期处在与确立了权威性的“文学规范”对立地位的文学力量，最主要体现为一批作家维护、修复其作为思想“启蒙者”和文学现实主义者的身份、精神地位和艺术品格所作的努力。这里面的两个要点是:文学上的批判精神的合理性,和对个体价值、个体精神自由的信仰。这也构成了1956-1957年以“写真实”和“干预生活”为口号的创作的两大主题。一方面，是对于新社会肌体尚潜隐或已显露的疾患和危机的揭发，另一方面，是“觉醒”的、追求精神自由和个性发展的个人与“大众”及其代表力量之间的磨擦、对抗，以及“个体”的孤立无援的处境，揭示“启蒙者”在现代社会中的悲剧性命运。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讲述知识者与大众、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的故事。从故事模式、叙亊方式到主题类型，都不难找到与丁玲的《在医院中》的相似点，它是《在医院中》的“当代”续篇，只不过林震比起陆萍所面对的，是更为“体制化”的力量，而作家在强加给他们乐观结局时，《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则显得更缺乏信心(3D。这种相似，提示了问题的延续性,提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许多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因而，将发生在15年前的延安的那批“毒草”(《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等拿出来，在《文艺报》上进行“再批判”，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在50年代，围绕“文学规范”所出现的争持和冲突，既然是左翼文学历史上不同文学主张、理论派别的矛盾的继续，那么，伴随着一方取得的胜利，对历史加以“清算”也必然提上日程。1957年下半年对丁玲、冯雪峰等所展开的声势浩大的斗争，1958年初以周扬的名义发表总结性长文《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都是以现实问题为契机来“清算”历史旧案的例证。在座谈周扬文章的会议上,邵荃麟、林默涵、袁水拍等也明白无误地说明这一意图：周扬文章不仅分析、总结了反右派斗争，而且分析了这场斗争的历史的、阶级的根源对长期以来我国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分歧和争论，也提供了一个澄清和总结的基础'“长期以来”，通过冲突、排斥以选择最具价值的文学形态的过程，似乎有了完满的结果，终于理清了这样一条线索:从20年代到50年代，存在一条由“混进”革命队伍的“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包括“托派分子”王独清、“第三种人”、胡风和冯雪峰，延安时期的王实味、丁玲、艾青、萧军，以及50年代的秦兆阳、钟惦裴等。在清理斗争的“脉胳”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这条异端的文艺路线的思想、阶级根源，并开展了一场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批判。周扬在这篇文章中，作出了这样的著名的论断:“个人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万恶之源”。他并把丁玲、冯雪峰之所以“堕落”为右派分子，归结为在思想根源上是对于“个人主义包祇”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