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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从1958年下半年、特别是1959年开始，我们就能从一些迹象中，觉察到周扬等的忧虑和不安。这些情况,有时存在于个别的作家身上，但也体现了文学界领导层的看法和心态。在新诗发展道路的讨论中，何其芳、卞之琳等，从对民歌形式局限性的提出上，来质疑新诗必须以民歌和古典作为基础的观点。当有的读者在当时的政治和文化思潮的引领下，从抽象的理论命题出发来否定《青春之歌》和《“锻炼锻炼”》等作品时，茅盾、何其芳、马铁丁、王西彦等站出来为它们辩护,王西彦还声称要“充当一名保卫《锻炼锻炼》的战士”。当有人以藐视古董的姿态，“漠视”托尔斯泰，声称“托尔斯泰没得用”的时候,当时的《文艺报》主编张光年反问道：“谁说托尔斯泰没得用？”，并肯定地说：“不但我国古代的优秀遗产不容否定，而且外国古代的优秀遗产也不容否定；不但对自己民族的伟大先辈不容漠视，对别的民族的伟大先辈也不容漠视”。针对那种要“发动群众自己来写”才能反映我们的时代的说法，张光年以一种“诡辩”式的反驳，来拒绝精神产品主要创造权的“让渡”：将文学创作的任务，“一古脑儿推给从事于紧张的生产劳动的工农兵群众”，“这不是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而是要工农兵为文艺服务”。对于“大跃进”的文艺运动，也开始提出问题:“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固然很充分，革命现实主义，也就是对现实的科学分析，还嫌不足”。

　　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对中国左翼文学内部的矛盾冲突，常作出胡风、冯雪峰与周扬各代表不同“路线”的这种区分。从总体的情况而言，这是有根据的。不过，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在所有问题上,都可以使用这种简单明瞭的处理方法。一方面，他们之间的观点也有许多相似、重合之处；另一方面，在不同时间，由于情势的变易，自身的主张向着不同方向偏斜的现象，也很常见。而他们中一些人，文学家与文学官员、文学政策制订者和施行者的双重角色，也会造成思想行动上的复杂性。胡风、冯雪峰、秦兆阳，以至周扬，当他们在不同历史时间里被置于受批判的位置上时.总会受到在道德层面上的诸如“表里不一，言行不一”，“不老实”，“阴一面，阳一面”的指控…）。这种道德裁决虽说不见得妥当，但他们理论主张等的摇摆和变化，却并非都属虚构。

　　从大多数情况下看，周扬更重视、强调文学的政治目的、政治功利，强调创作过程中作家思想、世界观的决定性作用,也表现了一种有的研究者所说的对于“理论彻底性”的迷醉。但是，在某些时候，他的“指针”也会向另一侧面移动。特别是当不是处于派别论争、冲突，而是他主持着文学界而梦想着出现一种繁盛的局面的吋候。他担任鲁艺早期领导工作时,显然是实行看重读书、提高艺术技巧和创作上扩大题材范围这一后来被批评为“关门提高”的方针。延安文艺整风之前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学与生活漫谈》,批评了那种认为有生活就有文学的观点，强调的是文化积累和学习技巧，提出写作要“深历了‘语言的痛苦’”这一左翼文学家很少触及的命题。对于创作过程，他运用了主体“突人”客体，主客体“融合”、“格斗”等胡风式的用语,并推崇了王国维所说的那种“意境两忘、物我一体”的创作境界。这些，都多少离开了他坚持的“反映论”和文学的“党性”原则。不过，在文艺整风之后，他的思想立场迅速转变，检讨鲁艺办学方针,撰文严厉批评王实味，积极强调并推动文艺对政治的配合，编篡《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以确立毛泽东文艺主张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在五、六十年代，周扬以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和贯彻者面貌出现。他发表了《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文章，主持了对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异端”派别的批判，文学的政治目的、政治功效，始终是他所不愿或不敢稍有松懈的。但是，他也为当代文学的普遍公式化、概念化现象所困扰。他对毛泽东发动的一些批判运动，显然缺乏思想准备。在50年代中期，也曾在一定限度内首肯、支持文学革新力量的主张。在亲历了“大跃进”的文艺运动，看到这一激进的文学思潮对文学产生的损害之后，他也开始在矛盾之中来调整自己的观点。在I960年第三次文代会上依然表现了激烈的革命姿态，但同时和之后，则和邵荃麟等一起，主持、推动了一系列的活动，来从50年代后期的路线上“退却”。这包括召开多次的调整、纠正文艺工作“左倾”的会议发表题为《题材问题》的《文艺报》专论,写作纪念《讲话》20周年的《人民日报》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制订最后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