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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时间里,50年代胡风、秦兆阳等提出的若干基本问题，又再次提出。但这一回不是反对的派别从理论上以论辩、冲突的方式出现,而是文学界领导者从政策上以调整、反思的方式出现。周扬在1961年6月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不注意文学特点,庸俗社会学就出来了。胡风对我们作了很恶毒的攻击，他是反革命。但是，经常记得他攻击我们什么，对我们也有好处。他有两句话是我不能忘记的。一句：‘20年的机械论统治’，如果算到现在，就是30年了。他所攻击的‘机械论’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是马克思主义领导文艺，而不是‘统治’。然而，我们也可以认真考虑一下，在我们这里有没有教条主义，胡风还有一句:反胡风以后中国文坛就要进人中世纪。我们当然不是中世纪。但是，如果我们搞成大大小小的‘红衣大主教’、‘修女’、‘修士’，思想僵化，言必称马列主义，言必称毛泽东思想，也是够叫人恼火的就是了。我一直记着胡风这两句话。”

　　在与胡风划清楚界限的前提下，来重提胡风对“主流”文论和文学政策批评的核心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来肯定这种批评,这毕竟显示了周扬的胆量和气度。这段话，也提示了问题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中维护文学的“特质”。他所作的也是胡风，秦兆阳当年的试图阻挡“政治”对文学的淹没，并有限度地承认作家在题材、人物、风格、方法上的“自主性”和多样选择。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来替换“工农兵”概念，目的是模糊其阶级性的规定。另一方面，则是重新审度1958年以后成为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中心的“浪漫主义”，提出“现实主义深化”和重视体现复杂现实矛盾的“中间状态”人物的创造，来重提“真实性”。在对文学应有助于培养有复杂思想、丰富知识和独立思考的个性的提倡下，来“复活”在1958年被置于死地的“个人主义”。

　　周扬毕竟还是个文学家，有他的文学理想，有他所钟爱的俄国文学和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他受过“五四”新文学的精神的浸染，自觉对中国新文学的未来负有责任。人类历史上的精神财富，已经化人他的血液，对他来说已不可割断。西欧文艺复兴、启蒙主义和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以及歌德、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等巨匠是他经常仰慕的“高峰”；也是他梦想“超越”的“高峰”。文学究竟能为革命、政治做些什么?在政治的“神圣祭坛”上,文学又究竟应该“供献”出多少？这是他紧张思虑的问题，也构成他内心矛盾的重要内容。他在这些关系上的不坚定的摇摆，尤其是60年代初的“后退”，埋下了后来悲剧命运的种子。不过，真正的悲剧意味在于，他当时并未能以一种超越的精神态度，来反思他长期陷于其中的这些“艺术难题”。精神态度上的“超越”，在他经历了“炼狱”的考验折磨之后的晚年，才出现了这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