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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表达、修辞方式上，或者说文学风格上，体现文学激进思潮的创作,表现了一种从“写实”向“象征”的转移的趋向。在1958年，以及后来在对开展“文化大革命”所作的动机的说明中，我们都可以感知到一种对人类的“理想社会”的富于浪漫色彩的构想。对于这一主观构想的社会形态的表现，对其中的人与人关系，以及构成这一社会性质的新人（“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思想情感状态和行为方式的描绘，最合适的表现方式，是一种象征性的(伴随着激情的）“虚构”。“革命”所激发的“幻想”，产生的观念和激情，需要靠“不是明确的概念或系统的学说，而是意象、象征、习惯、仪式和神话”来维持，把日常生活中并不存在、或无法解决的矛盾，在象征方式中解决。文化大革命期间产生的文艺“范本”（即合乎激进派的文学规范的作品），无不具有鲜明“象征”特征，不仅是“样板戏”，而且是《金光大道》等小说和大量诗歌创作。对过去的文学文本的改写（重写），也表现出一种削弱“写实”性而加强“象征”性，加强“理想”色彩的倾向。《白毛女》从歌剧到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从电影到芭蕾舞，从小说“林海雪原”到京剧《智取威虎山》，从50年代的《骑马挂枪走天下》(张永枚)到年代的《骑马挂枪走天下》，从50年代的《南征北战》到70年代的《南征北战》，都可以看到“写实”倾向朝“象征”倾向变易的状况。

　　“无产阶级”文学激进派在十多年间所进行的实验，尽管他们自己宣称“取得了伟大胜利”,其实是不断陷人困境。它所遇到的难题、矛盾，一点也不比过去的左翼文化运动所遇到的少,至少是同样多。对文化遗产和遗产继承者(知识分子、专业人员）的批判，使他们创造更多的样板经典的宏图受到严重打击。对“精英文化”的敌视，却并未促使他们愿意转而创作更具娱乐性、消遣性的“大众文化”(虽然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等有许多提高观赏娱乐性的成分），因为这会带来对政治性、政治目的的削弱。这是一个“中世纪式”的悖论：政治、宗教教谕需要借助文艺来“形象地”、“感情地”表现，但“审美”也会转而对政治和宗教产生“消解”、“破坏”的作用。另外,在“样板戏”等作品中，也许能看到人类追求精神净化的崇高冲动，一种将人从物质欲望的禁锢中解脱的渴望。这种反对物质主义的道德理想,是开展革命运动的主导意识形态。但与此同时，在这种宗教色彩的信仰和禁欲式的道德规范中，在忍受（自觉地）施加的折磨(通过外来力量）和自虐式的自我完善（通过内心冲突）中，也能看到激进派本来所要“彻底否定”的思想观念、感情模式。著名的“三突出”，对于激进的文学思潮来说，既是一种结构方法、人物安排的规则(类似于卢卡契所说的小说中人物的等级），但也是社会政治等级在文艺形式上的体现。这种等级，是与生俱来的，无法由自己选择的，因而也就可以表述为“封建主义”的。因而，从激进派所领导、及受其思潮影响的文艺创作中，我们似乎窥见了相似于本世纪人文思潮中对人类抵抗物质主义、寻找精神出路的努力，也能发现人类精神遗产中残酷和落后的沉积物。他们既无法离开现实，也无法割断历史。

     参考文献：

　　（1)（17)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将1949至1978年的中国大陆文学命名为“当代文学认为“它在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学思潮史上，都具有相对独立的阶段性和独立研究的意义’’（第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我在《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B6年版）中也持相同观点。

　　（2)黄子平1陈平原、钱理群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主题、现代美感特征等时，暗含着将50-70年代文学当作“异质”性的例外来对待的理解。如关于文学的“悲凉”的美感特征的举例，从鲁迅的小说^曹禺的剧作等，便跳至“新时期文学”的《人到中年》等。唯一例外是老舍的《茶馆》。

　　（3)本文仿照《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称为“当代文学”。

　　（4)韩毓海在《新文学的本体与形式》(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中说：“他们的用意都不在于建立一神多元有机的文化秩序，而在于‘冲破’一切有机的结构而走向一种文化的统一”（见该书第页)

　　（5)郭沫若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总报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38-39页，新华书店1950年版。

　　（6)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大众文艺丛刊》（香港）第一辑，1948年出版^

　　（7)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曰》，写于1949年10月初。

　　（8)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到建国前夕，系统阐述总结革命文艺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文章、著作主要有：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1948年)、邵荃麟《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以及茅盾、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报告《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新的人民的文艺》。

　　（9)赵树理是唯一同时进人这两套丛书的作家。将他列入《新文学选集》，显然与编辑方针收1942年以前的重要作品不符。这反映了当时一种矛盾态度：既想将解放区文艺作为榜样加以标举，又对其思想艺术水准缺乏充足的信心。

　  （10)《光明日报》1951年5片17日。另见《周扬文集》(第二卷)第50-5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这一观点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等文章中再重申。见《周扬文集》(第二卷)第66页。

　　 (11)(12)周扬《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人民文学》1954年5月号。

　　 (13)《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4期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