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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文学世俗化、审美生活化的倾向日益明显。经济因素向各个领域的渗透使得整个社会的心态发生了转变，1993年文学界开展了“人文精神大讨论”来解决人文精神的危机。小说作为一种有效地反映社会现状的形式，作家北村凭借其基督教信仰为世人找到了一条救赎精神的道路，有效地实现了精神的自救。

 

　　关键词：北村精神危机宗教救赎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097（2014）02-0090-02

 

　　作者简介：宋宁（1982—），女，山东菏泽人，文学硕士，菏泽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写作。

 

　　北村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新潮作家，创作过一系列实验小说。但这一切并没有给他的精神带来长久快乐，反而使其陷入了内心的空洞与盲目，他无法独自面对真实的自我，反而陷入了内心的空洞与盲目，为没有“信念”与“良知”的写作而惶恐不安。

 

　　如果把北村的写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92年应该是一个界限。在这一年，北村开始“用一个基督教徒的目光打量这个堕落的世界”。突出对人生存意义与价值的探究，在现代人的绝望体验和生存困境中寻找人的终极处所。

 

　　一、小说的神性图示

 

　　本文以北村后期的几部小说作为范例，在小说形式的技术层面对其作出分析，试图通过对其叙事结构的分析来探讨北村小说里所包蕴的宗教意味和救赎的努力。

 

　　通过北村几部小说的人物设置，我们可以看出主人公都是美和善的追求者，但是他们生活的现实世界更多存在的是庸俗、粗鄙、无奈和黑暗。他们都在试图通过爱情来达到美与善的统一，不幸的是，他们的美好愿望常常不能实现。为了实现心灵的平静，他们选择了死亡或者是信仰来满足救赎的希望。

 

　　在北村的小说中常常有这样的故事模式：雷同类似的受罪—救赎模式和主题倾向或困境与抗争—获救否则毁灭。

 

　　在《张生的婚姻》里，哲学家张生是一位尼采专家，他的好朋友刘仁是一位维特根斯坦专家，但就是这样两位研究人类存在的哲学家，在自己的存在问题上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哲学从不治病，只让人痛苦。”[1]小柳，这样一个纯真的女孩子，在发现了初恋情人大领的背叛时，她烧掉了所有的童话书，只留下了一本《山那边》，因为她坚信山那边一定比山这边好。关于此岸与彼岸的追求，所有的人都处在很茫然的境地。张生试图用爱情与婚姻来摆脱自己的困境，但是“感到自己的情形与这个乞丐差不多，他只比乞丐多一样叫做哲学的东西，而这个叫哲学的东西竟然留不住一个人。”[2]刘仁却与现实达成了妥协，去和妻子开店卖鸡蛋，“张生想，他们怎么这么高兴，扛两箱鸡蛋就这么高兴？想着想着就有些绝望。”张生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割腕自杀来实现内心的平静，但是他自杀未果，说明即使是死也不能实现真正的解脱。“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只有在张生翻开了《圣经》，读到了“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开始祷告后，他“感到一切都更新了，……与所看到的一切重新接近，并在与它们融合时充满温暖。”于是张生通过信仰宗教实现了自我救赎。

 

　　在小说《水土不服》里，诗人康生具有一颗纯真的心，他与现实极不和谐，与现实一直是一种很紧张的关系。他活得很痛苦，他像张生一样希望通过爱情和婚姻来寻找完美和忠诚，但是妻子张敏的背叛使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康生选择了跳楼自杀，试图摆脱这个充满欺骗和背叛的世界，但是在他第三次从楼顶跳下来时，他毁灭了。他最终都没能实现自身的救赎，就在于他没有得到神的启示。而只有张敏在接受了《圣经》里的“压弯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这样的教益时，才得以平静地活下去，由此获得了解救。

 

　　小说《伤逝》中，主人公超尘与庸俗不堪的丈夫张九模的生活使她处于极大的生存危机之中。以前的情人李东烟的出现使超尘以为爱情可以摆脱自己的精神危机，但是她失望了，李东烟沉醉于世俗和肉欲，信奉“爱情至上”的超尘无法忍受丈夫的卑鄙和情夫的恶俗，而且她也没沐浴到神的光辉，所以就只能在精神幻灭后走向毁灭，而不会有更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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