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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个人史·家庭史·民族记记

　　与语言策略相关的另一问题是叙述策略。许多流亡作家往往喜欢用个人史或家庭史来写民族史或族群史。这里个人史和家族史既是一种隐喻，也是一种转喻。对于来自第三世界的流亡作家来说，个人的漂泊与民族的苦难互相对应，形成一种隐喻关系。而且，个人属于家族、家族属于族群或民族，前者与后者是部分与全体的包容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两者之间又形成一种转喻。詹姆逊曾说过，第三世界文学是一种民族寓言。我们不妨说，流亡文学也是一种民族寓言。在流亡文学中，个体历史被放到民族历史背景中得以理角解而民族历史也通过个体化的生活形式而得以阐明，两者之间的关系正如叶芝诗中的舞者与舞一样无法分离。

　　“现代主义形式实验的冲动之一，……是通过个人解释世界来构建集体神话。印裔英藉移民作家拉什迪在其成名作《午夜的孩子》（1981)中，以具有魔幻色彩的寓言的形式，通过一个印度孩子从出生到成长的命运，展示了南亚次大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拉什迪有意将午夜的孩子萨里姆的出生年份安排在1947年，而作家自己也正是在这一年出生的，他的祖国印度也正是在这一年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宣布独立的。这样，个人与历史、现实与虚构就交织在一起了。午夜的孩子出生前在母亲子宫里倾听着历史时钟的滴答声，通过胳带吸收了来自父母的、家族的、神话的、魔幻的、历史的营养；午夜的孩子与祖国同时出生，他的响亮的啼哭声伴随着尼赫鲁宣布印度独立的广播；午夜的孩子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了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印度次大陆经历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印度独立前的宗教冲突、印巴分治、中印边界冲突、巴基斯坦政变、孟加拉战争、英迪拉。甘地的铁腕统治等等。午夜的孩子说：“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小说中虚构的尼赫鲁在午夜的孩子出生时写给后者的贺信中这样说：“你是印度那个既古老又年轻的面貌的最新体现。你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自己生活的镜子。

　　有意思的是，在《午夜的孩子》中，主人公萨里姆既是小说的叙述者，又是一家腌菜作坊的作坊主。一位评论家敏锐地指出，这双重职业象征了作家对历史、记忆和时代的“腌制”（pickling),而腌制的过程也就是对有关原材料进行混合、杂交、变形、加调料的个人化过程。在此过程中，个人经历与民族历史、个人记忆与民族记忆合为一体。

　　与自传体小说和家族小说并行存在、具有文化认同意义的另一类小说称为“街道小说’（streetnovel)。移民聚集的地方往往会自发地形成一个独立于主流社会中心的边缘地带。不同出身、操不同语言、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聚居在几条街上，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异族社会中艰难生存着，经历着自己的喜怒衰乐。这些街道已经超越物质存在的意义，成为一种文化文本进入了移民作家的创作视野。北美华裔作家笔下的唐人街即可归入这一范畴。

　　加拿大华裔学者梁丽芳在《打破百年沉默一加拿大华人英文小说初探》一文中指出，“唐人街多数位于市中心，但它是个边缘存在，是个他者。对白人社会来说，唐人街是个异国风情的地域是转换口味时偶然光顾的厨房；它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异乡人的流连之所，也是个神秘莫测的迷宫。随着国际犯罪组织的猖獗，甚至被认为是黑社会头目出没的黑暗区。唐人街是外在与内在因素作用下的结果。外在的因素是白人的歧视、孤立、隔离，把华人推向社会边缘；内在的因素，是华人同种同文，聚在一起，以保安全。……唐人街是个综合文本。展开唐人街这个文本我们看到了流浪情怀、生离死别和顽强斗志，也看到了克制和忍耐，屈辱和歧视。唐人街的流浪汉故事，不是浪漫的流浪故事，是被迫独身的华人男子的无奈的故事。这些境况，构成了华人文学中的主题。

　　如果说唐人街是具有同一文化背景的移民聚集之地，是流浪者若即若离的根系所在和模糊的集体记忆的载体，那么，在印裔英藉作家奈保尔的小说《米格尔大街》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幅与唐人街相近而又有差异的后殖民文化景观。从其所处的位置来看，米格尔大街与唐人街非常相似，都处于文化边缘，被主流社会人们视为一个肮脏野蛮的贫民窟和充满奇事怪行的大杂烩。生活在那儿的人们来自各种文化背景，操各种混杂的语言。但是，这些挣扎在生存边缘的小人物也有自己的尊严、人格和存在价值。作家以自己敏锐的观察力，把他们的生存境况揭示出来，使读者看到了生活的多样性和人生追求的多样性。正如美国布朗大学教授利奇坦斯丹所说，加勒比作家采取种种不同的艺术手段探索自己相对于北美和欧洲帝国主义霸权中心的前殖民地的地位。他们往往寻求表现欧洲的政治和文化霸权如何影响殖民地人民的心理。但这些作家不满足于仅仅抓住过去的遗产。相反，他们通过建立诸如边缘与中心的二元对立，寻找新的力量和新发现的动力，然后用他们的作品为工具解构此类带有损害性的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