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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皇后被废不久去世，或是仁宗对其仍有感情，景祐三年（1036年）正月，"追册故金庭教主、冲静元师郭氏为皇后"?，为郭皇后正名。嘉祐四年（1059年）还曾要求礼院讨论"郭皇后拊庙"⑧事，苏颂在孙抃行状中记载了此事：追悯故后郭氏以微过废，卒久无祠所，诏于景灵宫建神御殿，岁时追享。"?苏颂还曾对仁宗所下诏书进行过分析：
　　敕书云：向因忿郁，偶失谦恭。"此则无可废之事。又云：朕念其自历长秋，仅周_纪，逮事先后，祗奉寝园。"此则有不当废之悔⑩。
　　可以看出，仁宗对废黜郭皇后事心存愧疚，不值得大肆宣扬，所以欧阳修撰范仲淹神道碑时以寥寥数语带过，这应当就是欧阳修在撰写范仲淹神道碑时考虑"上不损朝廷事体"的做法。但富弼并未刻意回避此事，称得上是直笔不隐。
　　第二，吕夷简在富、欧二人的撰写中形象不同。欧阳修在论范仲淹知开封府时曰：居数月，以公知开封府。"+富弼的记载则道出了范仲淹任知开封府的原委："宰相知不可诱，乃命知开封府，欲挠以剧烦而不暇他议，亦幸其有失，即罢去。"+把吕夷简阻止范仲淹言事和陷害范氏的用心明白写出。在论景祐三年吕范结仇时，欧阳修称范仲淹取"古今治乱安危为上开说，又为《百官图》以献''，"由是吕丞相怒"?，从文字上看，似乎吕范结仇曲在范仲淹，吕夷简对范仲淹的打压是范氏步步紧逼后的反击；富弼所记与范仲淹知开封府事相连，吕范结仇乃吕夷简对范仲淹利诱未成而加以陷害在先，后才有范仲淹上书，导致"宰相益不悦，嗾其党短公于上前，公亦连诋宰相不道"①从而外贬知饶州。在欧阳修笔下，吕夷简出现多正面形象，即便吕夷简与范仲淹交恶也是范氏逼迫使然；富弼则指明吕夷简在吕范结仇中的主要责任。
　　另外，欧阳修在范仲淹神道碑中还特别强调：明年，吕公亦罢。"②把吕夷简的外贬放置于范仲淹神道碑中，或是想给读者造成吕夷简外贬与范仲淹论争有关的假象，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吕夷简景祐四年四月外贬，乃是与王曾之间的矛盾所致：(景祐）四年四月二十二曰，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吕夷简罢为镇海[安]③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许州，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王曾罢为右[左]④仆射、充资政殿大学士、判郓州，吏部侍郎、参知政事宋绶罢为左丞、充资政（殿）⑤学士，礼部侍郎、参知政事蔡齐罢为户部侍郎、知颖[颍]州。时曾与吕夷简议论既不合，而政事多依违不决，因各上章求退。绶多同夷简，而齐间有所异，用是皆罢免⑥。
　　此事诸多史籍皆有记载，《宋史o吕夷简传》曰：王曾与夷简数争事，不平，曾斥夷简纳赂市恩。夷简乞置对，帝问曾，曾语屈，于是二人皆罢。夷简以镇安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许州。⑦《宋史o王曾传》载："及夷简位曾上，任事久，多所专决，曾不能堪，论议间有异同，遂求罢。仁宗疑以问曾曰：卿亦有所不足邪？时外传知秦州王继明纳赂夷简，曾因及之。帝以问夷简，曾与夷简交论帝前。曾言亦有过者，遂与夷简俱罢。"?《宋史o蔡齐传》亦云：王曾与齐善，曾与夷简不相能，曾罢相，齐亦以户部侍郎归班。寻出知颍州。"?由上可知，景祐四年四月吕夷简罢政与范仲淹毫无瓜葛，欧阳修撰于范仲淹神道碑中，颇嫌突兀，这似乎可以说是欧阳修为了达到对吕范二人皆无褒贬的效果，有扭曲事实之嫌疑。
　　第三，吕范解仇说。对于吕范二人后来的关系，富弼所撰范仲淹墓志铭中没有涉及。欧阳修则云：及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党之论遂起而不能止。"+此段文字当时即引起范纯仁、富弼等的激烈争论，以致范纯仁不惮得罪欧阳修，于刻石时将其删去，而欧阳修则在多种场合强调删后的文字非自己所做，要求以自己文集中所录为准。
　　综上，富弼所写范仲淹墓志铭与欧阳修所撰神道碑，涉及政治层面时，语气、内容有着不小的差别，在吕夷简与范仲淹关系的书写上表现得尤其突出。富弼称自己撰写范仲淹墓志铭"所诋奸人皆指事据实，尽是天下人闻知者，即非创意为之，彼家数子皆有权位，必大起谤议，断不恤也"?，矛头直指吕夷简，表达了自己直书不隐的原则。欧阳修在庆历新政失败之后，从政态度有了较大变化瑢，故撰写范仲淹神道碑时考虑的因素较多，下笔时处处谨慎，不仅迁延数年方才完成，而且为了弥合吕范之间的矛盾，更是有意回避、模糊化处理吕夷简对范仲淹排挤、陷害的事实。
　　三欧阳修撰"吕范解仇"的原因
　　欧阳修在对吕夷简与范仲淹皆不褒贬的理念下撰写了范仲淹神道碑，"吕范解仇"是其深思熟虑后给出的说法。刘子健、王水照等认为，这是欧阳修"亲身经历过激烈党争之后的新思考结果"，"甚至标志着范仲淹一派人士'跳出自身反观自身'的集体反思"，进而"倡导从政为公的政治操守，防止无节制的党同伐异"①。由前述欧阳修在撰写范仲淹神道碑时的心态考察可知，现实因素应是他考虑的最主要问题，以下尝试从三个方面分析欧阳修之所以撰写"吕范解仇"的原因。
　　1.吕夷简集团在当时政坛有较大的影响
　　欧阳修撰写范仲淹神道碑时曾和孙沔有过交流，他认为，称颂范公之德之才，要"上不损朝廷事体，下不避怨仇侧目"，这不但承认了范仲淹有"怨仇"，而且"怨仇"还应该有相当的实力。通观范仲淹仕宦生涯，所指当为吕夷简集团②。
　　吕夷简在仁宗朝曾三入中书为宰相，前后居宰执18年，仁宗认为他有大臣体，亲政后倚信有加。而且，吕夷简还曾要求刘太后以礼安葬仁宗生母，以至其去世时仁宗"哭发声，谓左右曰：乃心国家而任大事，如吕某者，可复得乎？病不就诀，殁不临酹，吾恨何既哉！感悼不已，制服苑中，哭之甚哀"③。故《宋史o吕夷简传》称他"当国柄最久，虽数为言者所诋，帝眷倚不衰"，认为"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为世名相"④，故终吕夷简一生，仁宗对他一直恩宠不衰⑤。
　　除了吕夷简在当时政坛有较大的影响力外，吕夷简后人的实力也不容小觑。吕夷简共有七子：二人早夭，公簏庆历四年（1044年）之前已去世，其余为公绰、公弼、公著、公孺四人⑥。庆历四年吕夷简去世时，吕公绰为兵部员外郎、史馆修撰，后"判太常寺、兼提举修祭器。召试政事府，擢知制诰。历审官院、流内铨、三班院，复判尚书刑部，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永兴军。以枢密直学士知秦州，迭帅两路"。皇祐二年（1050年）因明堂恩"迁刑部郎中。召还，以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岁余，屡请罢，以翰林侍读学士、集贤殿修撰、知审刑院、判太常寺。顷之，改龙图阁直学士知徐州。寻复为侍读学士，徙河阳"?。吕公弼以父死遗恩"迁度支员外郎。服除，又为盐铁判官，为淮南转运使、赐紫金鱼袋。召为三司度支判官，迁兵部员外郎、纠察在京刑狱。拜直史馆，为河北转运使"。皇祐三年三月"改尚书工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充都转运使。召还，权三司度支副司、权判吏部流内铨。加龙图阁直学士、高阳关路经略使副[安抚]使、知瀛州"。至和元年（1054年）为"权知开封府"⑧。吕公著"登庆历二年进士第，累迁殿中丞"，"诏试馆职，不就。通判颍州"。"皇祐初，就判吏部南曹"?。可见吕夷简后人在当时政坛上势力极大瑏。
　　此外，吕夷简虽于庆历四年去世，但吕夷简集团在当时政治中仍然能够产生较大的影响力。王志双以"科举中缔结的关系、姻亲和同流"三种类型作为划分吕夷简集团的标准，认为在吕夷简去世后，仍然活跃在北宋政坛上的至少有梁适、任中师、章得象、丁度、高若讷、蔡挺、王拱辰、张方平及钱明逸等①。而且，在仁宗朝后期，梁适、章得象曾任宰相，丁度、张方平曾任参知政事，任中师、蔡挺曾为枢密副使，王拱辰两为三司使，钱明逸两为翰林学士，均可以对政坛产生不小的影响。若欧阳修撰写范仲淹神道碑时对吕夷简有较多的负面书写，可能会引起不小的纠纷，这是欧阳修创作时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2.庆历新政后欧阳修与吕夷简后人私人关系良好
　　周必大对"吕范解仇"说持否定态度的一个原因，即认为"欧公自悔前疏太过，欲自解于正献（按指吕公著）兄弟，不须凭也"?，其说颇有道理，而欧阳修"自悔"的时间当为庆历新政失败之后。皇祐元年（1049年）欧阳修知颍州时，"吕公著为通判，为人有贤行而深自晦默，时人未甚知。公后还朝，力荐之，由是渐见进用"?。《宋史o吕公著传》云：通判颍州，郡守欧阳修与为讲学之友。后修使契丹，契丹主问中国学行之士，首以公著对。"④即此知，欧阳修与吕公著皇祐初年已有不错的私交。另外，洪本健结合新发现的欧阳修散佚96封书简统计，"10篇以上的受简者有梅尧臣（47)、韩琦（45)、吕公著(36)、刘敞（29)、薛仲孺（20)、王素（19)、蔡襄（16)、焦千之（16)、欧阳发（15)、吴奎（13)、王拱辰（12)和常秩（10)，吕公著排在第三，可见欧吕交情非同一般"⑤。检新发现的欧阳修散佚书简，至和二年（1055年)有6封写给吕公著的书简，其中涉及问候身体安康、赠诗、求和诗、求文及问候吕公绰等，可见二人私交确实甚好。既与吕公著关系甚密，则撰写其父的负面内容时或会多加回护，以免引起友人不快。需要指出的是，学者多因欧阳修曾把撰写好的范仲淹神道碑初稿寄给韩琦以便提出修改意见，进而认为"吕范解仇"说并非欧阳修一己私意，而是与友人商议后完成的。然韩琦不提出异议与其和吕夷简家族关系密切有关。韩琦子韩忠彦"娶两夫人，皆故太尉惠穆吕公公弼之女，嫡曰韩国夫人，继室曰冀国夫人"⑥。韩琦在其儿媳东平县君（后追封为韩国夫人）吕氏墓志中曰：文靖公（按，指吕夷简）以王佐之才，辅相仁庙，二十年间，仁恩德泽，浃洽天下。"?对吕夷简在仁宗朝的政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吕氏嫁韩忠彦虽在至和元年，即欧阳修撰写范仲淹神道碑时韩、吕两家尚未成为姻亲关系，试想若韩琦与吕氏家族关系紧张，又如何能在数年之后喜结连理呢？故韩琦虽见到欧阳修撰"吕范解仇"事，也不可能提出异议。
　　3."吕范解仇"说能够达到各方利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