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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宓（1894-1978），作为中国近现代新文学史上最后一批旧体诗人和旧体诗论家之中的佼佼者，从小吸取儒家诗学文化营养成长起来，有着良好的诗学基础。他在《余生随笔》、《空轩诗话》以及各种发表在《学衡》和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上的诗论文章，对古今众多的诗人、诗作均作出了精微的剖析，有其独到的见解。他终生坚守着中国儒家的传统诗教理想，坚持以旧体诗作为诗歌创作的唯一形式，而且在诗歌创作理念上一直强调“似新材料入旧格律”之法，这向来为方家所称道。而吴宓这一系列诗论主张的提出，实是渊源有自，体现着继承与发展并重的理论品格。本文拟通过厘清吴宓与黄节、黄遵宪、梁启超三位近代著名诗人的诗学交往以及吴宓对其诗歌理论的接受与服膺之过程，以揭示吴宓旧体诗论的渊源所在。这对于读者了解中国清末民初诗坛的真实状况以及其时新旧诗学的碰撞，无疑是有价值的。
　　一、吴宓对黄节儒家诗教观的师从
　　吴宓在《空轩诗话》中有一段这样的引述：
　　黄师曰：“天若有命余重振救之，舍明诗莫繇。”
　　吴宓口中所说的“黄师”即与梁鼎芬、罗瘿公、曾习经合称“岭南近代四大家”的著名诗人黄节。对于黄节的诗歌，黄裳曾评价道：“其最大的特色就是浓郁的家国之感”，这确为知人之论。后来，黄节对自己的诗教观也曾有—段清楚的表白：“乃使道德礼法，坏乱务尽，天若命余重振救之，舍明诗莫繇。”这一观点在其《阮步兵咏怀诗注自序》中有更详细的论述。黄节认为国家由人组成，因此救国也要从救人开始，使大家都懂得“人之所以为人之道”，而要做到这点，“诗之为教，入人最深”，这也即“以诗救世”。可见，黄节所提倡的这一“诗教”观点与“以救世济物为志”和“有益于转移风俗端正人心”的传统儒家诗教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而吴宓，在其后来创作的《西安围城诗录序》（1926年）、《空轩诗话》（1934年）中，也确实与其师黄节如出一辙地强调对中国传统儒家诗教理想的坚守。不难看出，黄节的诗教观对弟子吴宓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是否就能简单地概括为一种弟子对老师的诗教学说的直接接受与继承呢？
　　其实，黄节与吴宓之间并不是现在大家普遍意识当中的那种师生关系，即在学校就读过程中所被动形成的师生关系。而是吴宓在充分了解黄节的诗教学说后的一种师从。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是吴宓主动选择了以黄节为师，主动去接受黄节的诗教观的影响。
　　据吴宓日记中所载，他们的初次见面是在1925年的3月29日。当时，吴宓刚接受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委会主任一职并努力着手筹备工作，而黄节其时在北京大学任教，故二人的第一次会面不过是属于吴宓礼节性的拜会。而且，笔者在他当天的日记中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吴宓对黄节是直呼其名的。事实上，吴宓即使是在作为个人私密的日记当中，对人的称呼也是很注重礼数的。如他少年时的老师姚华、王麟编，入读哈佛大学时的老师白璧德等，吴宓均恭敬地在他们名字后加上一个“师”字。而另有一些为吴宓所称赏的名士，如梁启超、王国维等，则往往在其名字后加上“先生”二字以示尊敬。因此，从吴宓对黄节的初次称呼来看，当时的吴宓对黄节的态度与对待一个普通相识之人并无二致，更谈不上师从了。
　　然而，这次本属礼节性的拜会，却使吴宓对黄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在吴宓与黄节同在北京的几年时间里，他经常主动去高井胡同拜会黄节，与他谈诗，且对其文化理想与诗教观念都深为敬佩。他在日记里也开始承认“近日所作诗，皆学黄节”。其实，就作诗的外在形式而言，两人的诗学取径并不相同。作为南社中的宗宋诗人，黄节的诗歌体现的是宋诗的审美情趣和艺术造诣。而吴宓对自己的诗歌风格则评为“香山未到近梅村”，并说“夙不喜宋诗”。虽然如此，吴宓对黄节的儒家诗教观还是非常认同的。
　　事实上，吴宓从少年时代起便对传统儒家思想产生了一种情感上的亲近与认同。他非常尊崇孔子，他认为“中国古代之文明，一线绵长，浑沦整个，乃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所创造经营，亦即我中华民族在此东亚一隅土地生存栖息者智慧之所凝聚。此文明之全体，可称为儒教文明。孔子集其大成。”认为孔子降生二千多年来，“常为吾国人之仪型师表，尊若神明，自天子以至庶人，立言行事，悉以遵依孔子，模仿孔子为职志”，而且“《论语》、《孟子》等经书价值至高，无论其文章、哲理，即所含关于日常事物之规诫，以及政刑理教之设施，虽一二语而用新眼光、新理想咀嚼寻味，可成千百言，且皆系对于今时对症下药”。
　　这种自幼对儒家思想的认同，也使吴宓自觉地将其引入到他的诗论之中，他19岁时所写的第一部诗论《余生随笔》，即鲜明地反映了他的这种立场：
　　盖诗之功用，在造成品德，激发感情，砥砺志节，宏拓怀抱。使读之者，精神根本，实受其益。使读之者，精神根本，实受其益。而非于一事一物，枝枝节节之处，提倡教训也。
　　吾以为国人而欲振兴民气，导扬其爱国心，作育其进取之精神，则诗宜重视也……而欲效法我优秀先民之行事立言，而欲研究人心治道之本原，而欲使民德进而国事起，则诗尤宜重视也。盖诗者一国一时，乃至世界人类间之摄力也。其效至伟，以其入人心者深也。
　　这两段话，吴宓提出了诗歌功用的两个方面：其一是诗歌可以振奋民族志气，增长人们的爱国心；其二是诗歌还可以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有转移风俗之功。从这些观点中不难看出吴宓的诗歌教育功用论中所透发出来的传统儒家诗教功用论的色彩，但它也有着其特有的时代原因。吴宓目睹了当时中国国民“自暴其丑，无信仰，不读经史”，“无通观远识，无自尊自爱之信仰心”的弊端，这令他痛心疾首，因而也就更加迫切地希望能通过诗歌来研究人生，探讨为人的道理，并能对国民起最好的和最有效的教化作用，导致个人的完善和社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