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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蒙古族英雄史诗女性形象研究实践中，额尔敦高娃的成果最为突出。自2000年起，她就开始以“蒙古族史诗中女性形象”为中心撰写系列文章。2006年又在整理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出版了20万字的专著《蒙古英雄史诗的女性形象文化学研究》。该著以文化人类学为理论依据，对蒙古族不同历史时期史诗中的各类女性形象做了较为系统深入的探讨，通过分析和归纳，总结其发展过程、基本特征与规律。挖掘深层的文化内涵。其主要观点为：蒙古史诗中女性形象经历了从初期具有单纯性到后期发展为复合型、从浪漫主义风格转向现实主义风格的演进过程；蒙古史诗女性形象可以归纳为巫女型、天仙型、忠贞型、险恶型等几种类型，各类形象分别具有不同的特征；从审美的角度看，蒙古史诗中正反面女性形象的外貌体态、思想情感以及服饰描写，都具有独特的文化象征意义。

　　在蒙古族民间故事中，“聪明媳妇”是影响比较大的故事类型之一。这一类型的故事从属于考验型母题，情节多为可汗或牧人选儿媳妇，或者婆婆考验媳妇聪明与否。内容非常贴近日常生活，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故事中对女性才能的赞美，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的女性观相悖，透露出独特的性别文化信息。这一特性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德·巴图《聪明媳妇故事与国事政治》一文，认为该类型故事中不仅充满生活智慧，而且心系国家命运，妇女能在社稷危难之时协助国王渡过难关，并指出类似的女性想象是与古代蒙古族人的母亲崇拜及其文化思维模式密切相关的。黎明的《由聪明媳妇故事评述古代蒙古社会中的妇女地位》以《蒙古秘史》中记载的聪明媳妇故事为依据，剖析了古代蒙古族社会中的女性地位。论者认为，妇女在古代蒙古族礼会中具有较高的地位，能够参与国家政治大事，在家庭中亦拥有一定的权力。

　　近现代的科尔沁民间叙事诗中，有许多涉及婚恋内容的诗篇。这些诗篇以生动的语言真实再现了科尔沁地区蒙古族人独特的婚恋文化与性别观念。因此，相关研究中亦有专门围绕性别文化因素展开探讨的文章。例如，娜弥雅的《试论科尔沁民歌中母女对立现象》首先指出，科尔沁民间叙事诗中“母女对立”书写与蒙古族传统文化中对母亲形象以赞美为主的基本模式相悖，是一种很特殊的文化现象：随后从文化变迁与文学发展的角度，对科尔沁叙事诗中“母女对立”书写进行了剖析，指出“母女对立”这一特殊的性别关系模式是科尔沁叙事诗悲剧性的具体体现，也是蒙古族人民从传统的游牧生产方式过渡到农业生产方式时所经历的一次深刻的心理体验的侧面再现。文章将社会文化的变动与性别因素结合起来对科尔沁民间叙事诗进行综合性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对近代蒙古族性别文化特征的了解，同时也有益于科尔沁民间叙事诗丰富内涵的呈现。

　　《蒙古秘史》是13世纪中叶以前蒙古黄金家族谱系、史事的实录，也是蒙古族历史上第一部书面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由于蒙古族人具有黄金家族崇拜的传统，该书对考察蒙古族社会历史的发展以及文化生活具有重要意义。书中关于性别角色和两性伦理关系的记叙与描述，是了解蒙古性别文化传统之形成的重要资源，对后世文学创作中的性别表述也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因此，对《蒙古秘史》中性别书写的丰富内涵进行挖掘与阐释，意义刖具。哈斯高娃在《古代蒙古族美感探析——浅谈（蒙古秘史）中的巾帼形象》一文中，着重探讨了古代蒙古族人的性别审美观念。文章具体分析了《蒙古秘史》对阿阑豁阿、诃额伦、孛儿贴等女性形象的外貌描写与个性塑造，认为古代蒙古族人对女性的审美不仅崇尚自然外在美，还注重女性的内在道德尤其是女性对于整个族群发展的意义。敖日布的《试论（蒙古秘史）塑造的孛儿贴兀真形象》则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人物形象的艺术性，并对其在当时蒙古社会中的历史作用进行了阐释。

　　《一层楼》及其续本《泣红亭》，是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表现近代蒙古族贵族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长篇章回体小说。作品对汉族文学经典《红楼梦》以及《镜花缘》等有一定程度的模仿，因此相关研究中的多篇文章运用比较的方法进行探讨。伍月《两种判词一样命运》通过对《红楼梦》与《泣红亭》中表现女主人公命运的“判词”展开比较研究，指出两部作品中的“判词”在内容、形式、表现手法、艺术效果方面都很相似。二者内容上都是对女主人公坎坷命运的暗示，形式上都采用了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表现手法上都以男主人公的梦境或者男主人公看到的命运簿来预示女主人公的命运。这种相似表明汉族经典作品对蒙古族作家的影响和两者问的渊源关系。文章以文本细读为基础，选取诗文为切入点，以小见大，颇具说服力。又如，娜木其玛在《（一层楼）、（泣红亭）与（镜花缘）比较研究》中，将《一层楼》、《泣红亭》与汉族小说《镜花缘》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等方面加以比较，认为这些作品都有比较进步的女性观，都受到《红楼梦》反封建礼教、提高妇女地位等思想的影响，但在表现方式上有所区别。此外，萨楚拉《论尹湛纳希才子佳人小说》、萨茹拉《（一层楼）、（泣红亭）中卢梅形象的多彩组合美》等论文，也论及了作者的性别意识。

　　既有的蒙古族文学史中关于古代女作家的介绍很少，相关研究也尚未充分展开。目前来看，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元代的阿盖和清代的那逊兰保两位女诗人进行的。例如，阿伦的《元代蒙古族女诗人阿盖和她的（悲愤诗）》（汉文）介绍了阿盖公主的生平及《悲愤诗》的创作背景。乌日罕则在《阿盖和蔡琰同名诗中的“悲”与“愤”之比较》（汉文）中，将阿盖的《悲愤诗》与汉族女诗人蔡琰的同名诗进行了比较，指出由于离乡、婚姻不幸等相同的女性经验使得她们有了相似的“悲”与“愤”，同时由于时代背景、个体身份的不同又有一定的差异。关于那逊兰保的研究文章，目前可查到的有10篇，大多为梳理诗人生平，点评创作主题、意象、艺术风格等。例如，哈斯图雅《那逊兰保出生年月及族属考》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详细介绍了女诗人的生平。《蒙古族易安居士那逊兰保——家庭、民族、性别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汉文）一文认为，这位“蒙古族第一位有整部诗集的女诗人”在蒙古族文学史中地位如同汉族文学史中的李清照，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与此同时，论著指出由于性别身份使然，那逊兰保的创作主要局限在闺阁诗一类。对上述两位女诗人的研究，不仅有助于重新确定她们在蒙古族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同时某种程度上对于重建蒙古族女性文学传统也有一定的意义。当然，相对于历史上女性文学创作的实际状况，上述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还需后继者不断梳理散见于各类历史文献中的相关资料，尽可能地还原古代蒙古族女性的创作图景。

　　三

　　经过多年积累，性别研究已经成为蒙古族文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性别视角也已成为许多学者考察民族文化传统与阐释文本内涵时的切入点之一。在此过程中，蒙古族文学的性别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并呈现出如下特点：

　　首先，就展开批评的思想理论资源而言，蒙古族文学的性别研究在认同现代启蒙思想、结合本民族实际对女性主义批评有所借鉴的同时，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给予了比较充分的重视。一方面，研究者在论及女性意识、分析性别形象特征时，普遍注重女性作为与男性平等的“人”的内涵；另一方面，在阐释具体文本的性别书写和审美特质时。大都倾向于以包括民问文化在内的本民族传统文化为美学依据和评价标准，表现出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尊重和热爱。

　　其次，蒙古族文学的性别研究整体上呈现出将性别分析与社会历史批评相融合的倾向。由于受到“以言为诫”的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蒙古族文论一直比较注重文学的认识作用。表现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便是往往侧重于挖掘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意义，探索作家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于是，社会历史批评成为蒙古族文学研究比较常见的模式。20世纪8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在蒙古族创作中兴起，社会历史批评与文化学的探讨相结合，出现了侧重分析作家、作品的文化内涵以及文本的文化构成的倾向。蒙古族文学的性别研究实践基本上也是如此。初期多是在社会历史批评的框架中引入性别因素的考察，对女性文本内容以及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所反映的历史内容与思想意义进行分析：90年代中期以后，比较注重具体文本中性别形象与性别关系模式的文化内涵阐释。

　　再次，在批评主旨上以“文化建构”为主，“文化批判”为辅。诚如有的研究者所说，“蒙古语文学与呈现更加多元态势的汉文学相比，在日趋多元化的同时还体现着一种相当一致的追求，这就是对民族精神、民族性的追求”。事实上，这是80年代以来兴起并不断高涨的民族认同诉求在文学创作中的自然呈现。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思想潮流也影响到蒙古族文学的批评与研究。蒙古族文学研究者在对文学活动、文学现象、具体文本做出价值判断时。格外注重民族文化的阐释与民族精神的召唤。而蒙古族文学的性别研究同样有此倾向。在具体研究中，大多时候着眼于对性别书写中的民族文化内涵加以揭示，而较少从女性立场出发，对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男性中心意识及其文化再生产现象进行批判。

　　在取得初步成绩的同时，研究工作也存在如下不足：

　　第一，在充分了解本民族文化实践的基础上，未能更为有效地掌握和借鉴性别理论，而这无疑是推动性别研究走向深入的重要基础。第二。对男性中心主义文化传统及文学现实中复杂性别话语机制的探讨缺乏更为自觉深入的反思。如何从本民族文学与文化的实际出发，加强对文化传统中男权话语的清理，尤其是对文学经典及当下文学创作中性别压抑机制的反思与批判，还有待研究者付出更大的努力。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蒙古族文化语境中的性别问题总是与宗教、阶级、血统，尤其是民族因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因此，若想对性别话语机制进行深入的考察，就必须将上述复杂因素纳入考察范围之内。另外，在民族思潮高涨的文化背景下，辨析当下文学创作中祖先崇拜、民族意识、地域情结等充满道义性和感染力的文化因子对性别问题的遮蔽，这对研究者的分析力与洞察力也是一种挑战。第三，研究范围和层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就研究对象的范围而言，蒙古族文学的性别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例如，当前蒙古族女作家创作研究主要集中于内蒙古地区的作家群。但事实上，新疆、甘肃等其他地区的蒙古族女作家创作同样拥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而又表现出各自所在地域的文化特质，值得关注和研究。在研究层面上，文论与文学批评的性别审视，性别文本的美学探索，本民族性别研究资源的系统挖掘与整理等，也有待推进。

　　另外，受到诸多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当代蒙古族文学创作中性别与文学的关系变得愈加复杂而深刻，部分文学创作中的性别书写已然涉及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的博弈，知识分子对民族历史的重估，民族传统文化的扬弃等与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关系密切的重要问题；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性别的作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有相当大的差异。也就是说，当代蒙古族文学创作中的性别表述传达了一些颇富当代性、时代感以及民族特色的文化信息。在此情况下，如若能够对这一文化现象展开深入的考察与探讨，必然有助于文本意义的生成，同时也可以深化我们对当代蒙古族文化的理解。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能够在较为广阔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从整体上把握当代蒙古族文学创作中的性别因素，澄明其中复杂的社会、政治、思想以及性别文化内涵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