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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称扬发自真情实感的孝亲忠君行为
　　忠君孝亲的观念一直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孔子非常重视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据统计，《论语》中“孝”字使用频度高达19次，“弟”（悌）字高达18次。孔子认为忠孝一体，孝子一般情况下不会事君不忠，“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孔子提出“其事上也敬”是君子之道的标准之一。在家孝顺亲人长辈，在朝效忠君主，是儒家理想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说新语》所肯定的，是《论语》中提到的，发自内心真情实感的忠孝行为。《论语·八侑》记录了孔子对亲人丧礼的态度：“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比起繁复奢侈的丧仪，发自内心的哀戚和痛苦才是最重要的。在《世说》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践行孔子这一观点的例子：王济生前喜欢听驴鸣，孙楚心伤友人之死，干脆在众目睽睽之下学驴叫；王戎在丧子之痛后发出了“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的著名慨叹；阮籍在母丧期间，不遵礼仪，照样饮酒吃肉，但伤心到极处，长号一声，呕出血来，形销骨立，神情憔悴。他们看似怪诞不可思议的行为实际上是对孔子所推崇的“宁俭，宁戚”的孝悌观念的发展，他们对待亲人朋友的死亡，都是发自内心的哀伤痛苦。
　　先秦儒家的忠君观念在《世说新语》中也有所传承。例如谢玄北征时，因为别人说他好战是因为“好名”，谢玄怒而厉声说：“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亲，故发，不得复云为名”。他明确提出大丈夫出生入死的目的就是事君事亲。《言语》第6则，陈纪面对客人的提问，毫不客气地称自己父亲是忠臣孝子，言下颇有为父亲自豪之意。《自新》第1则称赞周处改过自新后“终为忠臣孝子”；《言语》第21则中，孙皓问诸葛靓：“卿字仲思，为何所思？”诸葛靓的答案是：“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这层出不穷的例子恰恰说明，忠臣孝子依然是世人传统观念中的理想追求，即使是在老庄之道极为繁盛的魏晋时期，儒学的河流也始终不曾断绝。
　　5.屡屡推崇周公、孔子、颜回等儒家代表人物
　　魏晋名士素来被目为“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风流人物，《世说新语》一直被视为如实记载魏晋风流名士风度的一部书，然而，值得玩味的是，《世说》中不止一次地称颂过周公、孔子、颜回等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谢尚八岁时聪明颖悟，被当时在座的客人视为神童，被比作孔子最得意的门生颜回，谢尚立刻毫不客气地回敬说：“坐无尼父，焉别颜回？”在座的又没有孔子，怎么知道我就是颜回？语下颇有点傲视群英的意思。孙放字齐庄，他对庾亮的解释是自己要向庄周看齐，庾亮问为什么不仿效孔子，孙放说孔子是生而知之的圣人，实在难以企慕。陈纪把父亲陈寔和袁公比作周公和孔子，称赞他们“强者绥之以德，弱者抚之以仁，恣其所安”的行为，无论是他的比喻本身还是陈寔的行为，都是完全符合儒家价值标准的。可以说，在魏晋名士和编纂者刘义庆的心目中，尽管他们仰慕老庄飞扬狂放洒脱不羁的风采，儒家和周孔在他们心中的崇高地位依然根深蒂固不可动摇。
　　二、《世说新语》儒学渊源深厚的原因
　　1.时代的变迁和政策的影响
　　魏晋六朝时期，由于政权更迭，社会动荡，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大解放的局面，儒学的统治地位被动摇。然而，由于以“三纲五常”为主要框架的儒家伦理观念有利于稳固社会秩序，凝聚民心，因此，儒家思想的流传始终未曾因此断绝。
　　《世说新语》成书于宋文帝刘义隆当政期间，相比魏晋时期，从刘宋王朝开始，名士们疏狂不羁的魏晋风度已经明显减少。据统计，在长达一百卷的《宋书》中，记录魏晋风流的名士言行只有二十多条，这与刘宋王朝重视儒学的政策有密切关系。据《宋书》记载，元嘉年间京师开办儒学、玄学、文学、史学四馆，以儒学馆为四学之首；此外，宋文帝本人也曾下令重修孔子坟墓，并多次亲临国子学。当政者对儒学的重视和扶持态度非常鲜明，刘义庆本人作为宗室，自幼也接受过儒学教育，不可能不受到这种儒学思维惯性和政治政策的影响。
　　2.名士内心的痛苦矛盾
　　魏晋时期，政治风云变幻，社会混乱动荡，战争不断，人人颠沛流离，朝不保夕，面对残酷黑暗的现实，人们由关注烟云般易散的名利富贵转向关注个人生命价值，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我。而司马氏集团大力推行的“以孝治天下”并非真正的尊崇儒家，只是一种强化统治钳制思想的重要手段，这恰恰加速了知识分子对司马氏所谓“名教”的背离和反抗。
　　然而，表面上的疏狂放诞不合流俗并不意味着内心的自由，魏晋名士故作放达的举动只是对现实的一种无声反抗，他们外表风流潇洒，内心深处却潜藏着难以言说的痛苦和矛盾。他们自幼深受儒家学说熏陶，而儒学却无法改变眼前残酷的现实；他们渴望忠君报国兼济天下，统治者却以酷厉严苛的手段处置了一批又一批不合作的知识分子，让他们望而生畏。作为文人的傲骨气节和外界污浊的现实产生激烈冲突，他们既不愿在强大的皇权面前俯首称臣，也无法真正超脱世俗之外，只能挥霍享乐，佯狂避世，以纵酒、服药、清谈、隐逸、任情来麻痹自己。然而，由于幼受儒家思想影响，他们无法真正忘怀现实，他们反对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名教，而是司马氏集团推崇的被异化的名教。阮籍的儿子阮浑曾试图模仿父亲的言行，被父亲禁止，而嵇康更是在《家诫》中谆谆教诲儿子如何自保避祸，如何做官。连最离经叛道的嵇康和阮籍都不许儿子效仿自己，可见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并不以自己的放浪形骸为荣，深厚的儒学积淀依然是他们心中最初的家园。
　　既然如此，《世说新语》中同时存在“忠臣孝子”的名士和风流任性的名士也就不足为奇了。可以说，忠臣孝子依然是名士们最初的追求，而佯狂纵酒追逐享乐不过是他们不得已而为之的避祸手段而已。
　　3.儒道两家的相通和玄学的兴起
　　一般而言，儒家经世致用，道家玄远飘逸，儒家追求入世，道家讲究出世，但儒道两家并非绝对对立，在儒家经典中，我们也不难找到带有道家出世色彩的内容。《论语·先进》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篇章中，孔子所赞赏的曾点的志向，正是近乎道家追求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孔子还提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认为国家无道还照样做官发财是可耻的。《论语》中对隐居不仕的伯夷叔齐等人并未贬低，反而给予极高的赞赏，可见儒家对道家隐逸思想并不完全否定。魏晋兴起的玄学正是利用儒道的相通之处，以儒家思想注解道家经典，以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希望由此实现“儒道合一”的理想。玄学的兴起、儒道两家的相通都促使名士在崇尚自然追求隐逸的同时，依然无法超脱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并在日常生活的言行中流露出来。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