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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作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凭借其20年代浪漫主义抒情诗歌蜚声文坛。1941年，他运用十四行体的形式写出了二十七首诗，结集为《十四行集》。这部诗集与其之前的诗歌风格迥然不同，诗中流露出的人生态度、生存观念等均显示出受到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尤其是存在主义思想家克尔凯郭尔、雅斯贝斯的深刻影响，《十四行集》也因饱含“存在之思”而成为当时文坛的一道独特风景。
　　关键词：冯至《十四行集》克尔凯郭尔雅斯贝斯
　　被鲁迅先生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凭借其20年代浪漫主义的抒情诗歌蜚声文坛，之后却经历十年沉寂，鲜有创作。直至1941年，他运用十四行体的形式写出了二十七首诗，结集为《十四行集》，这本被朱自清先生评价为“于日常境界里体味出精微哲理”的诗集，展现了沉潜十年后的冯至对于生命的体认和对于生存的独特理解，而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西方文化资源尤其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对冯至思想的深刻影响以及冯至的创造性转化。之前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与冯至的关联上，而较少深入到论述冯至喜爱的存在主义思想家们与他的精神联系，因此笔者试图针对这一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一、寻求与应答
　　冯至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昨日之歌》，歌唱爱情和友谊，风格深沉含蓄、忧郁感伤，这可以看作是他的“青春之歌”。接着，大学毕业的冯至远赴哈尔滨第一中学教书，步入这座北方都市，他看到的却是聚集了“犹太的银行，希腊的酒馆，日本的浪人，高丽的妓院”的畸形城市，听到的都是“病的声音”，挥之不去的是“一望无边的阴沉，阴沉……”。因而在1928年初创作完成的长诗《北游》中，他的“情怀已经不似旧时”，曾经空洞而浪漫的幻想一个个破灭，现实的本来面目赤裸地摆在眼前，迫使着他去重新思考人生，寻找人生的意义。
　　解志熙先生曾指出：“对冯至来说，《北游》既是结束又是开始——结束了此前那种浪漫中略带唯美的青春抒情，而开启了此后更为现代性的人生探询。”[1]在宁静而阴暗的夜里，冯至仰望星空，思索着“什么是我们的实在”，什么是“正当的死生”，追问着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作为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但是，中国传统价值体系提供给冯至的精神资源并不足以解答他的困惑，儒家的道德意识、政治理想、君子人格，道家的逍遥自在、物我两忘、清静无为，根本无法解决现代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无法排解由于意义缺失而造成的人内心的焦灼感。冯至曾坦言：“写出五百行长诗《北游》。此后，我虽然继续写诗，尽管语言和技巧更熟练了一些，但写着写着，怎么也写不出新的境界，无论在精神上或创作上都陷入危机。我认识到，自己的根底是单薄的，对人世的了解是浮浅的，到了30年代开始后，我几乎停止了诗的写作。”[2]冯至在这里所说的“精神上或创作上都陷入危机”指的就是由于本土文化终极价值的缺失带给他的难以超越的精神困境，以及其作为现代人的存在危机和精神苦闷。
　　1930年10月，冯至远赴德国留学，先后在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德国文学及哲学与美术史。留学的五年期间，冯至曾聆听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的教诲，以极大的热情阅读克尔凯郭尔、尼采等人的论著文章，深受这些存在主义先驱们的影响。另外，冯至倾心于富有存在主义色彩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坦言里尔克的许多关于诗和生活的言论对他像是对症下药，给他以极大的帮助。细读《十四行集》，可以发现正是这些西方哲人的思想观念照亮了冯至的精神世界，让他对个体生存、生命意义等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反思，而诗与哲学相融的《十四行集》也“使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第一次具备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那种形而上的品格”。
　　二、作为“孤独个体”的生存态度——“独立成为一个生存者”
　　对于“孤独”的体验，冯至再熟悉不过，《昨日之歌》里有许多抒写青年人孤单寂寞心情的诗篇。《十四行集》中，冯至同样书写孤独和寂寞，但此时的“孤独寂寞”已大不同于往日。比如《十四行集》的第二十一首：
　　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
　　我们在灯光下这样孤单，
　　我们在这小小的茅屋里
　　就是和我们用具的中间
　　也生了千里万里的距离：
　　铜炉在向往深山的矿苗
　　瓷壶在向往江边的陶泥，
　　它们都像风雨中的飞鸟
　　各自东西。我们紧紧抱住，
　　好像自身也都不能自主。
　　狂风把一切都吹入高空
　　暴雨把一切又淋入泥土，
　　只剩下这点微弱的灯红
　　在证实我们生命的暂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