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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十大古典喜剧中可以看出，中国古典喜剧的创作，“往往更多地强调对立面之间的渗透与调和，而不是相互排斥和冲突”。[6]所以，正是悲剧性因素和喜剧性情节的并存，熔铸了中国古典戏剧悲喜圆融的艺术风格。

　　综上而言，中国古典喜剧中的悲剧性因素绝不是累赘之笔。它们总是与喜剧性因素交织在一起，“使情感得到了调剂，不致使单一性的情感过度外溢，从而达到乐而不淫、和顺积中的理想境界”。[4]224而这一理想境界的生成，恰是受到了中和这一传统文化理念的影响。

　　二、剧本结构的需要——冷热

　　对于“结构”一词，《辞源》将其解释为诗文书画各部分的组织和布局。就这一意思而言，结构实质上是一种体现事物的整体构成的逻辑框架。将这一逻辑框架运用于戏曲，便形成了戏曲结构。所谓的戏曲结构，“是指对剧中人物的动作情节作出喜剧性的安排”。[4]200

　　在戏曲创作中，戏曲结构占有重要地位。“一部戏曲能否演出，它的成败，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结构的好坏。”[4]200正是因为戏剧结构存在着重要的作用，才要考虑其在戏曲中的设置问题，这自然涉及戏曲结构的表现手法。

　　冷热相剂便是戏曲结构的常用手法之一。戏曲作家深谙创作之道：戏曲不能总是用冷法则进行处理，一味地用冷元素容易使观众打不起精神；戏曲也不能总是用热法则进行敷演，单纯地用热元素会令舞台场面过分热闹，导致观众的审美紧张，进而心生厌倦。所以，在设置戏曲结构时，做到热中见冷，让整部戏冷热相剂，便能收到浪翻波叠之效。在创作的过程中，欲实现冷热相剂，不外乎要做到悲喜相间。所以，中国古典喜剧家很注重使用这一手法来安排戏曲结构。他们总在喜剧性情节中穿插悲剧性场面，追求冷热调剂。康进之的《李逵负荆》是一部幽默喜剧。全剧由误会催生喜剧性冲突。随着剧中矛盾的推移，一系列喜剧性情节得到了精彩的演绎。当观众正沉浸于一片欢笑声中时，作者便扭转笔锋，描写令观众失笑的场面——李逵借剑自刎。这一场面足以悬吊起所有观众的心。在作者的安排下，一位英雄人物极有可能逝去，这俨然是整部戏中最具悲剧性之处，因而带给观众沉重的惨痛。当然，作者的笔触没有结束李逵的生命。相反，他是以李逵戴罪立功的形式构筑了整部戏的戏剧性结局。在这部作品里，康进之将喜剧性情节和悲剧性场面结合起来，喜而悲，悲而喜，波澜起伏，足见其对冷热相剂之法的运用。白朴在其喜剧《墙头马上》中也运用了这一手法。这部作品的喜剧性情节，从李千金、裴少俊二人在墙头马上的互相一瞥开始，便逐渐铺展开来。但是作者没有满足于这些情节的单纯叙述，而是在李千金匿居裴家后花园被发现之后，安排了其被休和与子泣别的悲剧性场面。然而，作者的笔触没有在此停留。待裴少俊应试及第授予官职之后，作者又让其与李千金重新复合，最终以男女主人公大团圆的模式结束了整部戏。可以看出，悲喜两种因素的交织形成了更具戏剧性的舞台场面，使得作品的喜剧性更加曲折有致，这依赖于作者对戏曲结构的设置。

　　概而言之，把悲剧性因素安排在喜剧性情节里，是生成冷热相剂的戏曲结构的需要。所以，决不能因为中国古典喜剧存在悲剧性的因素而否定其结构的不妥。吸收悲剧性因素恰是为了追求好的剧本结构。有了好的剧本结构，戏曲剧本才能成为场上之曲，面向观众。

　　三、生活底色的反映——悲苦

　　现实中的生活绝不寡味，融合了酸甜苦辣咸。戏曲“浓缩地反映现实生活”，[7]这决定了戏曲所反映的生活不可能是也不应该是单调的。所以，中国古典戏曲划分出了喜剧和悲剧去分别叙述喜乐和悲苦之事。甚至在一部戏曲作品里，也融合着悲喜两种因素。中国古典喜剧虽然被定为喜剧，但是仍然有描写悲剧性的场面。究其原因，还与古代社会底层人民悲苦的生活底色有关。

　　在古代剥削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是极度悲苦的。剥削制度的存在使底层人民受尽了各种不平。朝代的更替只是剥削阶级转移政权的方式。所以，古代社会的底层人民，不管出于哪个朝代，只要存在剥削制度，都不可能摆脱不平之境。这对他们而言，现实生活就是一种倒悬之苦。而且，古代社会的经济水平不高，这更是加重了底层人民生活上的艰辛。由于剥削制度的长期存在，悲苦逐渐成了底层人民的生活底色。

　　现实生活百味俱全，因而人民对生活存在综合性的情感体验。悲苦作为人民对生活的一种情感体验，自然会在戏曲中得到体现。纵然是喜剧作品，也应该反映生活中悲苦的一面，以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喜剧作家正是通过这种创作方式，实现其和观众“在对现实世界的观照中，肯定自身的存在”[4]56的追求。在十大古典喜剧里，便存在这类作品。施惠《幽闺记》里的《抱恙离鸾》一出，便描写了一对夫妻被活活拆散的悲苦场面。由于封建门第观念的存在，身为穷秀才的蒋世隆没有被身居尚书之职的王镇认作女婿。在这位“岳父”的淫威之下，王瑞兰被拽走，蒋世隆被撇弃，一对夫妻就此分离。在戏里描写夫妻被迫分离的悲凄场面，不是作者的臆想，而是古代社会门当户对这一不合理婚姻现象的如实反映。所以，这一悲剧性的场面，不只是在描写蒋世隆王瑞兰二人在婚姻上遭受的悲苦，更是在描写古代社会所有门不当户不对之男女在婚姻上遭受的悲苦。所以，这一场面具有典型意义。

　　中国古典喜剧之所以存在悲剧性因素，归根究底是对人民悲苦的生活底色进行了真实描写。人民固然渴望有喜无悲的生活，但是一味地表现这种生活会与人民对现实生活的真切体验形成巨大反差。往喜剧里添加悲剧性因素，反而更符合观众的现实心理。

　　四、民间文学的继承——说唱

　　“中国戏曲在本质上是民间戏剧，它的最初创作往往出自社会的下层。”[4]55就这一意义而言，民间文学传统影响了中国戏曲创作传统的生成。中国古典喜剧自然与民间文学传统存在着血缘关系。不管是在所用题材还是表演方式上，前者对后者都进行了或多或少的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