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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词是一种能以“微言”来道“不能自言之情”的委婉细腻的文学形式，主张作为“艳科”的词能通过描写“风谣里巷男女哀乐”，曲尽人情，从而表达“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之情。如此，则通于诗骚，也即是强调词要运用诗骚之比兴寄托手法，有寄托、有深蕴，方能低徊要眇，委婉蕴藉。张惠言强调词的思想内容，尤其重视词的政治教化作用，认为一草一木皆有寄托，词应表现“感士不遇”和“忠爱之忱”。

　　周济在张惠言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正和发挥，提出如果能“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触类多通”（《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使词境浑然一体，寄托而不露痕迹，蕴藉深厚，则可做到“从有寄托入，以无寄托出”。周济所论“寄托”不同于张惠言所要求的“感士不遇”和“忠爱之忱”，而认为词中所寄应是时事盛衰之感慨，与张炎“骚雅”说所主张的词应含蓄蕴藉，有言外之意，应于其中寄托家国盛衰之感的观点是相同的。此外，周济以“空”、“实”论词，亦是受到张炎“清空与质实”说的影响。如周济以“空”、“实”论南北宋之词风，认为：

　　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且无寄托也（《介存斋论词杂著》）

　　又如以“空”、“实”论学词：“初学词求空，空则灵气往来。既成格调求实，实则精力弥满。”（《介存斋论词杂著》）尽管周济对“空”、“实”所持观点与张炎并不尽相同，但明显受到了张炎“清空与质实”说一定程度的影响。

　　至晚清，蒋敦复、刘熙载、沈祥龙、谭献等人继续发展了“寄托”说。蒋敦复论咏物词曰：“词原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芬陀利室丛话》），重词中之“寄托”。刘熙载则认为“词之兴观群怨不下于诗”（《词概》），强调词之社会功能。论词之言“情”时，肯定词之“缘情”，但情要正，要有节制，要合于礼。沈祥龙认为，词之“大小”，应看其能否“伤时感事”、“与《风》、《骚》同旨”。（《论词随笔》）谭献则以“折中柔厚”论词，云“柔厚折衷于诗教”（《箧中词》续编卷四），认为情应有节制，要合于“温柔敦厚”之原则。因此，他赞赏“婉约”、“幽窈”、“怨而不怒”之词，而不满于慷慨、直率、粗豪之词，这也与张炎对于辛、刘之豪气词不满，而推赏和雅清丽、婉转蕴蓄、具中和之美的词的态度是颇为一致的。

　　陈廷焯选词以“骚雅”为尚，称“是集（《云韶集》）所选艳词，皆以婉雅为宗”（《词坛丛话》），对于艳词，他认为“词虽不避艳冶，亦不可流于秽亵”，应去浮艳淫秽，能“挽扶风教”（陈廷焯《词坛丛话》），与张炎对于艳词的观点如出一辙。陈廷焯提出了“沉郁”说，所言“沉郁”实际是张炎“骚雅”观的秉承和发挥。首先，词可借草木等抒情表意，家国之恨、身世之感，皆可寄慨其中，这与张炎“燕酣之乐，别离之愁，回文、题叶之思，岘首、西州之泪，一寓于词”（《赋情》）的观点是相同的。其次，在表现形式上，应委婉曲折、含蓄蕴藉，即要采用“比兴”的手法，表言外之意。这与张炎所要求的“调感怆于融会中”、“得言外意”（《离情》）、于词中运用诗骚的比兴手法也是一致的。再次，应能于词中“见性情之厚”，词写哀怨之情，但必须做到性情“忠厚”，也即要“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合乎传统“温柔敦厚”之诗教观。如评姜夔词“雅矣，正矣”，“清虚骚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白雨斋词话》）。这也是对张炎的词“若能屏去浮艳，乐而不淫，是亦汉、魏乐府之遗意”（《赋情》）观点的继承和改造。所以说，陈廷焯的词学思想汲取了张炎词论的精华。

　　常州词派的论词主“寄托”，重视词的社会功用，追求词之深蕴，与张炎《词源》所云“骚雅”是一致的，可以说，常州词派在这一点上是具有张炎词论之余韵的。

　　参考文献

　　[1]张炎著.夏承焘校注.郭绍虞主编.《词源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2]杨海明.《张炎词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10月

　　（作者单位：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