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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中，常州词派是继浙西词派之后产生影响最大的词学流派，其词学思想是近代词学的一座重镇。纵观常州词派的整个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常州词派诞生了许多词作艺术技巧高超、在词学理论探讨中作出很大贡献的词作家，如张惠言、周济、朱祖谋、况周颐等。常州词派在近代词坛的兴盛并非偶然，其产生与发展的时代土壤和精神气候值得我们后人去探索和发现。

　　关键词：常州词派时代土壤精神气候

　　常州词派诞生于乾嘉年间，兴起于嘉道时期，绵延至清末明初，不局限于常州一地，主要是以张惠言，周济二家的词学思想为基础，围绕词的美学特征进行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的一个词学流派。

　　江苏常州人张惠言“开山采铜”，顺应时代思潮，创辟了常州词派。从张惠言开始至光绪二十二年间，可考词集者多达二百八十三家之多，多数词人都身处于社会动荡、民心浮动、危机四伏的清末年间，洞晓清代中后期的社会矛盾与词风变化，在创作上大多抒发沉郁顿挫、跌宕起伏的情感，在理论上则强调“寄托比兴”的内容和方法，因此可以说，常州词派是因时势而起。而后周济成为继张惠言后常州词派发展脉络中的中坚力量，随着时代的变迁，庄棫、谭献、端木埰、蒋春霖等人继续推动着常州词派的发展。到晚清民初，以“四大词人”为中心的常派第五代名家又再次确立了常州词派在词坛的重要地位。

　　一、常州词派产生发展的时代土壤

　　（一）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

　　常州词派诞生于乾隆年间，社会发展抵达了一个盛极而衰的历史关口。到乾隆晚期的时候，中国社会内部义无反顾地走向了穷途末路。

　　首先是清朝封建社会内部的土崩瓦解。盛世时生成的各种社会弊病日益加剧。一方面是吏治愈加腐败，满清中叶至后期，贪污腐败之风盛行。另一方面，政治环境的不稳定更加催生了阶级矛盾的激化。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激化了官民之间的对立，民间起义层出不穷。同时，地主豪强加速兼并土地，形成巨大的贫富差距。清王朝国势日益衰微，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实行强有力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统治者对外部世界的发展和变化一无所知。整个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呈现出一种日薄西山、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脆弱状态。

　　其次是外来侵略造成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17世纪中叶，英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机器工业逐渐代替了工场手工业，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为了寻找商品的倾销市场并掠夺原料产地和人力资源，它们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侵略狂潮。1840年，英国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此，西方殖民主义强国不断地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中国被迫与之签订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中国社会成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不断加深。此时，中国社会正在面临着重大的历史转折。

　　面对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不得不深入思考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如何运用适宜的文学体裁和手段来反映这沉重的社会现实。因此，手中的笔是文人们的唯一武器。

　　（二）历史积淀的文化传统

　　一代之治，即是一代之学。常州词派的文化品性，正是得之于乾嘉经学的兴盛。例如，常州经学家刘逢禄于“倚声之学，犹复佩究，源流”，编成《词雅》一书。张惠言毕生治经以《周易》为重点，且专治汉末大师虞翻《易》学。谭献将清词创作分成“才人之词”、“词人之词”和“学人之词”，张惠言、周济等词人被归为“学人之词”的代表。确实，常州词派涎生于乾嘉经学的学术氛围之中，其代表词人多兼为经学家，长期受经学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之浸润熏染，故其创作心理、词作格调、批评观点及释词方法，都显示出与经学相关的文化品性。

　　同时，儒家诗教也成为词学领域最为重要的导引和制约因素。作为中国文学观念的基本理论原则，儒家诗教与政治观、道德观的融合，已经内化为广大文人学士的灵魂。常州词派的先驱张惠言也曾在《诗龛赋》中表达了他对诗学的认识，他倡言诗教，以“政达”为旨归，以儒家之仁义道德为内涵，别裁伪体，质中雅正。

　　在以上的经学和诗学背景之中，我们可以发现此乃常州词派形成并发展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