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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华小说《第七天》终于在千呼万唤声中出版了。刚一出版，它便成为了文学界一大热点，评论界对此作反应各有不同。有评论家赞赏余华有“对现实的责任和担当精神”，“直面现实的勇气和责任感值得尊敬”（王杨，《余华〈第七天〉引发探讨：小说如何深度表现当代中国》[N]，《文艺报》2013.7.19（1））；有的则认为“以死写生，用阴间乌托邦世界的美好来比照现实并对荒诞绝望的现实予以批判否定，是余华小说创作中一次有意义的超越性的前行”（王达敏，《一部关于平等的小说——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J]，《扬子江评论》2013（4））；有的则认为“中国小说家有写作野心，但没有写作胆量”（石华鹏，《替余华〈第七天〉辩——兼与郜元宝教授商榷》[N]，《文学报》2013.7.5（18）），是《第七天》改变了这种不足。有人则批评其内容为“新闻串串烧”；有的批评家认为“与卡夫卡《变形记》对比，徒有其表的荒诞”（曾于里，《徒有一个“荒诞”的空壳》[N]，《文学报》2013.7.25（19）），有的批评他“刻意的荒诞和绝望也是一种媚俗”（雷洪，《刻意的荒诞和绝望也是一种媚俗——也谈余华的〈第七天〉》[N]，《文学报》2013.9.5（22））。这些评论都不外乎聚焦于文本的思想性与文学性上。在笔者看来，正如余华所说“我是把现实世界作为倒影来写的，其实我的重点不在现实世界，是在死亡的世界”（以下余华的话语均出自2013年7月3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和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研讨会，下文将不一一注释）。

 

　　余华有心怀苍生、兼济天下之心，这点是可贵的，但《第七天》却因为文本的文学性与思想性均不是很强，所以导致余华有“出师未捷身先死”之无奈。

 

　　余华表示，这是他迄今为止最满意的作品。无论是语言、结构还是内容，均是他的费心之作。他称“与现实的荒诞相比，小说的荒诞真是小巫见大巫”，“中国现实太荒唐，你永远赶不上它，我妒忌现实！我们老说文学高于现实，那是骗人的，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他从中国现实出发，“用这样的方式把我们时代中那么多荒诞的事情集中起来写”，以至于“更快地抵达现实”。他试图通过借死亡世界寄托自己的希冀与构建，同时也影射当今社会，继而表达自己对社会的疼痛。正如余华所说，“写下中国的疼痛之时，也写下了自己的疼痛。因为中国的疼痛，也是我个人的疼”。然而，在文本实践过程中，却没有达到余华预期的效果。在小说中，读者只看到了各种光怪陆离的社会事件的“轮番走秀”，却没有感受到余华自己的疼痛，乃至中国的疼痛。

 

　　内容上，《第七天》是一个因意外去世的亡灵游荡于人间的“七日游”，其中穿插着对往昔的回忆与对各种社会事件的见闻。作为亡灵的杨飞，游荡于人间于“死无葬身之地”，与不同的亡灵相识，并讲述他们的故事。其中，不同的故事均由社会新闻事件构成。看似内容丰富复杂，揭示社会黑暗面，实则是复杂的单调——仅仅是“移植”社会事件——正如其他批评者指出的“新闻串串烧”模式。将“原材料”的社会事件直接“移植”为文本内容，这样整个文本成了近年来新闻事件集锦。一方面较之新闻书写的真实性、及时性，对于读者来说，这个“移植”显得真实性不强，有道听途说之感；及时性就更谈不上了，严重滞后于新闻。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许多社会问题与矛盾也浮出水面，报纸、网络乃至人们口中无不充斥着像强拆等光怪陆离的社会事件，而且这些事件因更新之快，正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台”。面对此，人们从最初的唏嘘、感叹、好奇到了现在嬉笑、漠视，甚至“麻木不仁”。面对这样一个单纯“移植”的文本，读者毫无陌生、新鲜之感。更重要的是，《第七天》无法使读者个体将文本的痛苦与苦难映射到自己身上，无法反思自己，从而没有切身感受人类的苦难与痛苦。这样也导致了小说思想性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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