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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上，《第七天》中余华秉持了先锋小说家的作风，以死写生，以死生世界反观现实世界，这样模糊了生与死的界线，从而构成感官世界一定程度的“陌生化”与荒诞性。然而，这样的“以死写生”形式，看似荒诞，却是如此的熟悉：好莱坞大片中，以亡灵游荡于现实世界的影片也不在少数，如《人鬼情未了》，而余华精心构建的平等的“死无葬身之地”，也与《温暖的尸体》中僵尸世界类似（《温暖的尸体》，即WarmBodies，2013年上映的一部僵尸与人类之间的爱情故事。片中有大笔墨的僵尸世界的描写）。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以死写生也不足为奇，如阎连科《最后一个女知青》中逝去婆婆的介入视角，莫言《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闹等。《第七天》除去结构形式不创新，荒诞的指向意义更是不足。荒诞“本质上是一种创新，说得更确切一些，是写作者‘创造’了荒诞。在一部荒诞作品出现之前，人们对某一人类状况习焉不察甚或一无所知，随着作品的出现，这一黑暗领域才被照亮”（曾于里，《徒有一个“荒诞”的空壳》[N]，《文学报》2013.7.25（19））。这也就是说，荒诞并非指一种形式，更重要的通过形式指涉世界及人的生存体验，正如卡夫卡《变形记》中，通过主人公变成大甲虫后的遭遇书写，从而揭露人的异化及人情的冷漠，反思个体与社会关系。然而，《第七天》虽然以荒诞的形式书写，以死写生，但仅仅揭露了时代的痛苦，却最终没有触及世界的“黑暗领域”，或者人的生存体验。

 

　　此处可能存在一个问题：新闻事件，乃至现实有转化为小说文本的可行性吗？难道新闻事件真的不能转化为文本吗？雷洪认为：“作家在新闻事件刺激下产生创作灵感，或者直接以新闻为素材展开自己的写作并不是新鲜事。”“如《包法利夫人》《红与黑》《霍乱时期的爱情》等等。这些作品在对新闻的处理中将美学形式探究与政治、哲学、社会学思考结合起来，将描述现实的平庸文字，转变为一种试图理解人、社会和世界的艺术创作，并在其中表达自己的独特的情感和体验。”（雷洪，《刻意的荒诞和绝望也是一种媚俗——也谈余华的〈第七天〉》，《文学报》2013.9.5（022））。这也就是说，作家无论是通过技巧的利用，还是思想资源的利用，新闻事件也可以成为经典之作。那么当代作家应如何转换，才能真正做到贴近现实、书写现实？从八十年代“先锋写作”的兴起，作家更多的看重修辞、技巧、叙述方式等，忽略文本思想性。到了九十年代，作家则更关注“日常生活化”，这样一定程度上缺失了文本的文学性。笔者看来，文本不是文学性与思想性的角力场，不应“鱼死网破”，而是相互平衡，思想性寄寓于文学性，文学性表达思想性，作家将现实转化为文本时应将文学性与思想性充分相结合。施战军认为：“文学的人文性思想力度正是通过人心的撕裂感和对内心隐秘的充分挖掘来实现的，对于具体的人和广大的人类而言，相比于对‘历史车轮’的摹画，对不可清晰把握的浩茫心事的精微勾勒和细致揣摩，更能体现永恒的意义。”（施战军，《思想性寓于文学性之中》，《人民日报》2009.12.26（08））这样绝不是简单的“罗列”或“移植”社会事件。好的小说应关注与书写现实，同时这样也需要作家利用想象力与创造力，转换现实，融入“现实的批判性、形象的原创性、语言的独特性、题材的尖锐性、历史的反思性、人性的丰富性、精神的独立性、公共事务的参与性等”（孟繁华，《失去方向的文学缺乏力量》，《人民日报》2009.12.26（08）），打通现实与文本、生命体验及痛苦与文本书写之间的联系，找寻个人生命意义，乃至人类隐藏的奥秘和社会的普遍规律，从而达到文学性与思想性的真正结合。

 

　　正如上文论及，余华借“死无葬身之地”构建了一个没有仇恨、没有等级、没有暴力、没有悲伤与疼痛，只有真善美与平等的乌托邦，从而照亮了现实的黑暗。这点可以认作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余华的使命与责任：心怀苍生，兼济天下。这值得钦佩与尊重！然而，由于文本在写作实践过程中，社会事件的直接“移植”，荒诞形式的陈旧及其指向意义的不深刻，没有恰当、真正地转化现实到文本之中，使得小说文学性与思想性均不是很强，这也造就了余华“出师未捷身先死”之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