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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叙述中，故乡几乎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从周氏兄弟、郁达夫、沈从文，一直到张炜、张承志、莫言等等，我们总是不断看见，文学的故乡就像是一曲缠绵悱恻的歌，不断被传唱。其原因到底何在？为什么故乡成了作家们最为钟情的叙述对象？甚至在很多作家那里我们听到他们不断向读者表明“我是一个乡下人，我爱乡间，并爱住在乡间的人们。就是现在，虽然在这座大城市里住过几年了，我几乎还是一个乡下人一样生活着，思想着”（李广田），“我是乡下人”（沈从文），还要以“地之子”这样情感倾向性很明显的词组来为自己的作品命名（李广田、台静农）。很明显，“故乡”在现代中国的文学叙述话语中，不仅仅是一种传承，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和归宿。在这里我们更加清楚地听到因故乡远去而发出的“乡关何处”的追问，也更加清楚的感受到那些漂泊者在不能融入他乡时而表现出的“格格不入”的生命状态。

 

　　而在陈永强的诗歌作品中，随处可见背井离乡之后对于故乡的怀念和在现实面前格格不入的情感与生命体验。

 

　　诗集中收录的第一首诗歌题目为《我是谁家的孩子》，这首诗只有短短四句：“我管每一片雪花叫孩子/管每一块大地叫母亲/看着雪花在大地的怀里消融/我不知道管自己叫什么”，把一种离乱之后身份的丧失表现得淋漓尽致，离别故乡之后没有了认同感，忧郁和焦虑接踵而来，“我不知道管自己叫什么”，“爱德华”还是“萨义德”，故乡还是他乡，城市还是乡村？流离失所的雪花孩子再也不会“消融”在大地母亲的怀里了。

 

　　诗集的第一部分就以这首诗的题目命名——“第一辑：我是谁家的孩子”——以强烈的自我质疑和追问的语气表现远离故乡之后，叙述者身份的丧失以及对这种身份的找寻，“我是谁家的孩子”在语义上几乎等同于“乡关何处”，离乱之后迫切寻求归属和认同的心情不言而喻。在《路过羊群》一诗中，作者写道：“傍晚，路过羊群/我觉得温暖/暂时忘记饥寒和孤独/停止奔波/我多想/悄悄混进羊群/披一身羊毛/一边啃着黄土上的夕阳/一边在牧羊人的歌声中/向家的方向慢腾腾地移动”，这是一个多么让人辛酸但却温暖的梦想，为了“黄土上的夕阳”，为了“在牧羊人的歌声中”“向家的方向慢腾腾地移动”，叙述者宁可“混进羊群”“披一身羊毛”，这种略带游戏的行为选择和内心的巨大悲怆形成鲜明比照，故乡，已经成了一个让人黯然伤神的守望。这时候，语言、修辞、技巧全都成了点燃诗歌之火的柴草，而浓烟和烈焰之后，息息不灭的星星之火才是重点所在。

 

　　而实际上因为追问“乡关何处”，而使得叙述者变得更加“格格不入”，成了一个被故乡遗弃的人。在很多作品中，“我”显得那么遗世独立（《陈家的驴叫声》），那么孤独和悲伤（《泪水》），那么卑微而渺小（《油菜花开的时候》）。“我”被叙述者一次一次凸显出来，不断强化，成为远离故乡的守望者，成为被他乡遗弃的没有归宿的漂泊者。

 

　　3

 

　　当然，站在故乡对面的就是他乡。故乡是诗意的栖居之地，是美好的自然乡土，而他乡却是埋葬理想、人性沦丧的冰冷城市。那些怀抱着理想的诗人们，正在去往他乡的路上或者已经抵达他乡。在很多作家的作品当中，故乡的不断消逝正是伴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而进行的。在陈永强的诗作中，我们看到了这种可贵的思考和清醒的批判。这实际上是很多读者对文学的一个要求，也是文学理应自觉担负的一种责任和使命。

 

　　1907年鲁迅先生用文言文写出了著名的文学论文《摩罗诗力说》，这成为鲁迅浪漫主义诗学的发轫之作。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先生高呼“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与大声呼唤“摩罗诗人”相对应的书写理想和审美追求则是“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这成为二十世纪之初振聋发聩的呐喊。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先生不但倡导浪漫主义崇高诗学，而且标举敢于反抗的摩罗式理想诗人。然而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在现代文学发展与流变的长河中，在近代以来中国人反抗和斗争的历史中，一部现代文学史，写尽了文学的沧桑与繁华，唯独却没有人响应鲁迅先生在二十世纪之初孤独的呐喊，我们看见能够承担起“精神界之战士”者确为数寥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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