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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终于盼来了。经北京派来人考察，他被确认是劳动改造表现最好的，真的第一批摘了帽；但他万没想到，摘了“右派”帽仍不让回北京，就地分配工作。没过多久，反把他的一家老小（老岳母已年逾六旬）也搬迁到北大荒，还说是国务院的统一命令。就这样，他苦苦争得摘了“右派”帽，反而连累一家老小也来到北大荒，同他这个“摘帽右派”一起苦受，过着处处遭人白眼的日子。

　　高恒曾一度分配在《农垦报》，后因一校对出了技术事故，上边就认定是“一大政治事件”，再一深入追查，发现编报人里有“摘帽右派”。党报怎能让“摘帽右派”编？高恒又被重新发配到虎林县一文教单位。

　　“文革”开始，一直勤恳老实工作的高恒，首当其冲地被视为“四家村”黑帮之一，“走资派”的左膀右臂，被残酷揪斗。缘由，自然也是“摘帽右派”；大儿子在校学习优秀，被保送牡丹江师范学校，上级不予批准。他爱人去问，答曰：其父是右派！爱人求告：他父亲的右派帽子早已摘掉了。又答曰：“摘掉的帽子拿在群众手里，随时都可以给他戴上！”很显然，右派摘了帽也永无出头之日，还要株连家族、子女一辈子。而当年搞“阳谋”的人对右派归宿的许诺，早已被抛至九霄云外！

　　物极必反！“文革”将极左路线发展到顶峰，否定之否定显示了历史的必然规律！

　　历史终于还高恒以清白，他带领一家老小离开他苦受21年的北大荒，结束了失去尊严的漫漫长夜。

　　高恒很幸运，他重新工作就来到人民好公仆、原河北省副省长王克东的身边，担任王克东的秘书。在这里，他很切实地学到了不图名利、不贪权，全身心地为人民工作。后工作几经变动，升任正厅级的要职，尽管时有棘手之难，他都能坚挺自如，只是抱憾自己放开手脚工作的时间太短，终是无法补偿的损失。

　　心地一向善良的高恒，始终不忘引领他走向革命、关心、爱护和帮助过他的老领导、好战友。离休前，他去看望了几位健在的老领导、老战友。最让人感佩的是，高恒还特意去北京和北大荒，不只看望了遭难时对他有恩的人，也看望了整过他的人。令他困惑的是：整人的人怎么大多早逝？尤其一位同在虎林县文教部门工作的青年干部，高恒曾亲手帮助、培养他成长。“文革”中那人为表明与高恒划清界限，竟无中生有地出卖良心，狠整高恒。高恒却不计前嫌地特意去牡丹江市（此人已调至该市）看望他。他红着脸举杯道歉。后来，高恒听说那人不到60岁就去世了，特惋惜，连声感叹：“太年轻、太可惜了！他很有才，幸亏我早已原谅了他。”高恒在书中还感慨：整他的孟某等人均已早亡。这又一次印证了我思索许久的一种感觉：借运动心怀鬼胎整人的人，多不得好死或早亡。尽管我不相信善恶有报的因果定律，但，人若天良泯灭、心境久不得安，终会自我酿成大病……

　　仁者、善者多会长寿，岁已八十有三的高恒老友亦然！

　　小于

　　小于并不小，论个头，一米七五；论年岁，与我同龄。可他从参加工作直到去世，大家都叫他小于。

　　奇怪吗？不怪。他十四岁进省直一文化单位，当过警卫员、勤务员，扫地，打水，跑街，送信，买车票，他一人全包。人机灵，爱开玩笑，人们有事没事喊他小于，他都痛快地答应，是很自然的。尽管后来当了管理员、总务、还兼职人事秘书等，大家仍然喊他小于。没办法，他从参加革命，直到“文革”后的新时期，一直没离开一个单位——建国后称省文联；加之，从没当过什么“长”，小字辈的名儿就这么叫下来。他谁也不怪，也不想怪自己。人嘛，总得有个称呼，习惯成自然，他叫，你答应就是了。总不能人家跟你打招呼，你却装傻充愣。

　　上世纪70年代末，他已年近五十，头发过早谢顶，还是个一般干部。有时，他抚摸着花发稀疏的头顶，当众半开玩笑地说：“咱年轻时候，提干论资排辈；如今咱好不容易排到了，又赶上提拔年轻人，命中官运不佳吆！”

　　也许他是随口一说，但我听着真有几分同情。虽说是当警卫员起步，那也是解放战争年代的老革命啊！论文化，也是高小毕业，若在一般单位，当算“小知识分子”，但在作家、编辑成堆的省文联，自然显不着他。而他偏偏不喜欢文学和写作，常是口无遮拦地拿作家开涮，当众就嚷哄：“乌鸦——铁鸟；铁鸟——乌鸦——嘛呀？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还让我打长途电话往北京《人民日报》传，这也算诗？……”这话传到大诗人兼主席的耳里，能喜欢他？说归说，玩笑归玩笑，他深知自己的职责，是为作家、编辑们服好务，绝对尽职。大作家、领导往返北京，车接车送，从不误事；在家写作的作家，需要什么，哪怕一支铅笔、一盒大头针，他都亲自送去；为适应“备战”，文联机关从天津搬回保定，修缮厕所时，他考虑到某老作家身胖体重，专设一间改蹲便为坐便，可以说体贴入微。但是，无论他工作怎么尽心，文联提干也轮不着他。原因，一言难尽。有领导嫌他整天痞痞溜溜，没个正形；有的说他嘴不严，爱漏气。给党组会记录，该保密的，他给抖搂出去了。如传：某作家生活作风不检点，屡错屡犯。在研究给她处分时，一党组成员反对，戳着拐棍吼叫：要知道，她是个寡妇！这事在机关传得活灵活现，疑是他透露的。还有，按他的工作经历和业务能力，如果提职，只能升任办公室副主任，可那时的省文联，历任办公室正副主任都是抗日老干部，有一位还曾是“保定外围神八路”的重要骨干，是为文化部门“掺沙子”，特意从公安部门调进省文联的。小于再努力，也很难登此官位，永远后备着吧！

　　不说他提不提职了，从我认识他，就是蛮不错的好后勤。我是1965年正式调入省文联的，这之前，作为青年作者，开会、改稿、出差过路等，常来省文联。住宿、买饭票就餐，全是小于一手操办，从未感到有难处，视他为靠得住的朋友。调入文联后，因为我俩同龄，家庭出身、经历等多有相似之处，很能谈得来。在办公桌上趴累了，听他口无遮拦地侃几句，会给你快乐。他是省文联的活字典，从解放区进城建省文联，他都亲历过。一茬茬领导及其“典故”，他张嘴就来，有荤有素，从不忌口。有一回，他掻一下光头顶，坏笑：“妈的，俺真傻！”我追问：“啥事？”他笑：“那会儿，某主任（那时不叫主席）常外出，他爱人喜欢我，约我夜里给她做伴，我小，嗨……”我一直弄不懂他“傻”在哪儿。

　　转年“文革”开始，机关被“砸烂”，派系林立，以机关服务人员为主的群众组织，是我们“造反团”的对立面，出我意外，小于甘愿和我们站在一起，说我们顾大局，讲政策。没事就和我凑一起，议论时局，闲聊天。他看似大大咧咧，内心很关心国家大事，毫不掩饰地抒发内心的忧虑。有一次，我俩说到国家重要领导人一个个被打倒，他转弯抹角说起他家族的老太爷：“八十多岁了，还不撒手家族的事，可他眼不太明，耳也背，还疑心大，看谁嘴动，他都探着身子去听，硬说是讲他坏话哩……。”谁都听得出，此时此刻他讲此话的含义。我曾提醒他：目下假洋鬼子满天飞，说话要看人、分场合。他一拍胸脯：“我怕啥？响当当的红小鬼！谁敢胡来，我还说是他说的呢！咱毕竟是‘老革命’啊！嘿嘿……”

　　真的，有几回，在群众组织里，他真是遇事不怕事。

　　“文革”初期，机关里的几个造反派，为表示“革命”，将省文联门外的大标牌改写成“河北省革命文联”。保定市偏有个叫“文艺兵”的社会群众组织，不认同“革命文联”。先是以“文艺兵”的名义，在省文联门口贴大标语——“革命文联不革命！”“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等。转天，又以王某为首的三十多个所谓“文艺兵”，打着红旗来砸烂、进驻省文联。小于迎门阻挡：“你们想干什么？”来者有人喊叫：“你们不革命！给老子滚蛋！”小于厉声反驳：“谁不革命？老子贫下中农出身！十四岁就打老蒋！响当当的革命派！”他还“砰砰”地拍响胸脯：“你们呢？还在你娘腿肚子里转筋吧？想干啥？”

　　怎奈来者人多势重，还是拥进院内。后经群众组织集体与闯入者辩论，终将“文艺兵”赶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