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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次，是社会上一大派的红卫兵，打着批判的名义，来抢“走资派”田间。小于急中生智，与陈虹飞一起，将田间扣在一个大铁锅里，红卫兵搜不到人，愤愤离去，田间逃脱一劫。

　　因为职责关系，他一向对领导、作家呵护有加，也因此，机关的造反派们，污蔑他是“走资派、黑作家的狗腿子”，威逼他揭发、狠斗“黑帮”。一次，召开省直文艺界批斗梁斌大会时，造反派指定他专题揭批。于是，他罗列了十几页纸的发言稿，在上千人的大会上，“疾言厉色”地喊嚷近半个小时，多是梁斌的日常琐事，譬如，说梁斌解放初期曾收养过小老虎；身上带过蝈蝈笼，正开会时蝈蝈叫了，弄得人们转头乱找……不时引得全场哄笑。散会后，他悄声问我：“咋样？”我会意地微笑：“意图、效果都不错。”他很得意地说：“算你说对了，别看我罗列了那么多条，没一条能定梁斌反党的，连反动都够不上！”

　　好心眼儿！富有同情心。见不得别人遭罪，是他性格的另一面。还不会掩饰，遇事免不得煎熬自己。对“黑帮”们，他明着也和大伙一起扯着嗓子喊，背地里总说安慰话；见有人挥拳动武，他转过头，不敢看，泪在眼圈转；与本机关对立面群众组织争斗，他这边和同伙们研究斗争策略，转身又去对立面那边透气。头头们批评他，他辩解：“做嘛呀！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同事，非要拼个你死我活？”在社会上，两大派斗争最激烈时，他同熟人见面聊天，熟人总问他：“听你摆唬半天，我咋听不出你属哪派的呢？”他说：“俺有派，哪派受压俺同情哪派！”熟人批驳他：“你总得讲点是非吧？！”他笑着反问：“你能看出‘是非’来？反正我看不出。”

　　困顿中，他机关内外乱串；爱打听“小道消息”，谁从北京或外地回来，他第一个去打问；从不爱读书。一次，我想读《红楼梦》，问他借。他说，“我有，机关发的，从没读过。你要借，读到感兴趣处给我掖上，我想读时，一翻就能找到，省事。”

　　保定两大派武斗不息，河北省革委会不得不去石家庄成立。1968年10月，省革委令省直两大派去石家庄办“学习班”，省直文艺系统驻进320部队兵营，解放军站岗。清队、揪反革命，气氛恐怖。出门查验出入证。偶尔休息一天，上街有工宣队员跟踪，连不在同一学习班的夫妻会面，工宣队员也盯梢、追查。小于不理这一套，照样大大咧咧，我行我素。春节到了，严令不放假，任何人不得请假回家过年。小于去见军宣队王队长，进屋就挠着秃头顶，笑说：“队长您看，头发都快掉光了，急的呀！‘好时候’快没啦，过春节关照一下吧？”王队长也忍不住笑：“真没出息！按时归队！”

　　“是！”他欣然抬手打个立正，立马去买了回保定的火车票。走前悄声对我说：“我回保定也为给各家报个信，家属们还担心咱被整成啥样呢！”

　　学习班办了三年多，劳动、“斗批改”。有的人逐渐分配工作，有的下放农村插队落户。原省文联人员，有的先选调到省革委文艺组，后在恢复省文联前后，多数人逐渐回来。小于回文联后，还管总务那一摊，当然提职无望。后不知他疏通了什么途径，去了省文化厅，没多久，当上办公室副主任，仍然分管总务。他的宿舍和我们家同院。这时，我家属也调来石家庄，他晚间隔三差五来我家聊闲天。这时，我妻子已患有肾病，他领来他的朋友、省二院白法毅大夫来家诊病、开药，还让白大夫给开介绍信，去北京协和医院检查。一次他来我家，我妻提出要重摆几件旧家具，我说没必要。小于立马对我挤眼，接腔道：“听嫂子的！您说咋摆咱就咋摆。”说着，立马动手和我一起抬家具……走时又小声劝我：“她有病，以后她说咋办就咋办！”有时，见我家饭桌上有顺他口的，抄起筷子就吃，从不见外。

　　可以说，他的工作、生活，正顺风顺水时，一天下午，他在省文化厅检查锅炉房，下台阶时，突然摔倒在地，人事不省，立刻送进省二院。他的好友白大夫闻讯赶来，确诊为脑溢血，立马请脑外科开颅救治。命是保住了，却近乎植物人。这天是1980年9月20日，我记得非常清楚，至今不忘。

　　小于几经治疗，虽有些知觉却不能动身，不能言语。我每去看望他，他能在我手心划拉字；我大声问话，他也点头或摇头；每当我要走，他攥住我的手不放、流泪。他就这样，受了九年多的哑巴罪，还是走了，那年他五十六岁。

　　追悼会的挽联上，清楚地写了他的大名：于建华。

　　责任编辑王志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