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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谈谈顾颉刚先生的成于战国中期说，先生认为春秋之前对于禹的神话只有治水而无分州，至战国之世七国拓展疆域，才将这疆域看做天下，又进而论证五服制是在西周时代实行过的，至战国而消亡，而九州制是由战国时期开始酝酿的，到汉末而实现。先生在接下来提出了五个具体论证（不在此具体阐述），综之而有其战国中期说，因其论证周详严谨，而后学术界多同意此说。但有人提出质疑（刘起釪先生观点），其一：春秋前期僖公四年，已载楚国方城、汉水之固，则方城、内方、外方早已有之，不待至战国；其二，以当时技术水平，夫差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开凿出菏水几乎是不可能的，更确切的说法应是浚广了菏水，菏水亦应早已有之。综上而述，前二条证据还有待商榷。当然，其三至五证确为战国地理资料写入《禹贡》中，若理解为《禹贡》是由前后不同的人递增而成则可使问题迎刃而解。不得不注意的是，其主体应当存在于周定王以前，因其关于大河的记载中并无河徙之事，而《周谱》记载周定王五年河徙，始离大陆泽之南向东行，而后形成后代河道。另外，《禹贡》中有云：“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即当时南方运货要经过海路，可知《禹贡》中的江淮不通，但《左传》记载吴王夫差“城刊，沟通江淮”，若《禹贡》是战国所作，当言此事，但并未提及，故《禹贡》当记于吴王夫差之前。

　　再谈谈西周说。徐旭生在《读山海经札记》提道：“除梁州贡铁稍露破绽外，如以其文字推测，则不惟春秋可有此作品，即在西周无不可能之处。”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到：“《虞夏书》中如《尧典》、《皋陶谟》、《禹贡》，文字稍平易简洁，或系后世重编，然至少亦必为周初人所作。”辛树帜先生在《禹贡新解》中反复周详论证：“《禹贡》成书年代，应在西周文、武、周公、成、康全盛时代，下至穆王为止。它是当时太史所录。”从疆域和周初分封历史，从政治与九州关系，从导九山九水，从五服四至，从任土作贡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皆符合西周状况。

　　再次，成于春秋说、成于秦统一后之说不再展开，而其蓝本出于商武丁时期以前，其后迭经加工修订而成今本说则不可不提，主要代表是现代考古学者邵望平，他在《九州学刊》发表过的两篇文章，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不管《禹贡》最终成书与哪年哪代，九州部分是有三代史实为依据的。另商王朝势力所及已达于《禹贡》所述之九州，而九州分野又大体与黄河长江流域由来已久的人文地理区系相合，故不排除《禹贡》中之九州部分的蓝本出自商朝史官之手或是商朝史官对夏史口碑追记的可能，另一可能则是周初史官对夏商史迹的追记。

　　综而述之，较严谨全面的说法应是：《禹贡》本文所反映的至迟为春秋之世已有的地理情况，流传至战国之世，确增加了一些战国的地理情况。它的全文在流传中却有些增益补充的过程，像最前三句和最后两句，如宋儒所说，是最后才加上的。也如邵望平从考古角度作出的判断，其蓝本出现在前，其后经过加工才成现在所见的样子。对于《禹贡》的最终完工，应为春秋战国时期，而在此之前应已存于《尚书》之中，因在西汉时期的今古文《尚书》中均有《禹贡》篇，以及高师第对“铁”字训诂的论断，孔子修书时《禹贡》当已经存在。《禹贡》之成书非出自一时一手自然无疑。对于《禹贡》成书年代问题，切不可一叶障目，从其本身的作者、创作、加工、定本的整体过程把握之方为明智之举。现今有学者从著作体裁、政治思想等新的角度对此问题作探讨，值得赞赏。但无论如何，万法归一，都不可脱离于作品本身的创作演变过程的整体观点，否则仅止于盲人摸象矣。

　　参考文献：

　　[1]饶宗颐，唐晓峰.九州：第三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刘起釪.尚书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4]辛树帜.禹贡新解[M].北京：农业出版社，1964.

　　[5]周光华.远古华夏族群的融合：禹贡新解[M].深圳：海天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