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3-08-18 11:09 文章来源:http://www.lunwenbuluo.com 作者:刘月秀 点击次数: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把矛头直指德国制度本身,认为德国的解放不能是渐进的、纯政治的,而应该是“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而有能力完成德国彻底解放的应该是这样一个阶级:“在这瞬间,这个阶级与整个社会亲如兄弟,汇合起来,与整个社会混为一体并且被看作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总代表;在这瞬间,这个阶级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5〕这个阶级就是工人阶级。
马克思早期对国家的思考可以概括为理性主义的自由国家观。他把国家理解为普遍理性、普遍利益的体现。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应当体现高于个人特殊性的普遍性。孤立的个人必须成为国家的一员,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发展。虽然此时的马克思已经提出了对现代国家、现代政治的批判,但是并不影响他对国家应当体现普遍自由、绝对理性所抱有的期待。马克思虽然看到现代国家日益沦为特权阶级维护其利益的工具,但是还没有真正触及对国家本质的认识和批判。真正实现这一转变的是1845年以后。
二、成熟时期以唯物史观为主导的国家观
19世纪40年代中期,马克思开始了对经济学的研究,并提出了唯物史观。这一转变,使得马克思改变了之前对国家所持的态度和观点,开始以一种颠倒黑格尔思辨理性的角度思考民族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这些思考主要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文献中。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我们通常将其看作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确立。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第一次完整地阐述了其唯物主义历史观。与此同时,马克思对国家的认识也发生了根本转变,将国家看作是虚假的共同体,并提出要推翻国家。
就欧洲历史而言,最初是在中世纪,由逃亡出来的农奴建立了新型城市,这些自由民是最初的单个市民。出于自卫和生存的需要,他们逐渐联合并形成了市民团体,初期的市民团体具有很强的地域局限性。但是随着商业的扩大和交通的发展,各城市间的交往逐渐增多,并且意识到彼此间的共同利益,进而联合并逐渐形成了市民阶级。在不同的时代,阶级会再度分化和重组。在现代社会,各阶级经过分化和重组,最终只剩下两个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个人在社会中,由于社会地位的不同,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级。同一阶级的成员既彼此独立,又有共同的敌人。因而,个人所能得到的不同的发展程度,是由其所属的阶级决定的,个人隶属于阶级。
共同体本来是为“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提供实现的条件,为什么反过来共同体又制约着个人的自由与个性呢?这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区分了“虚假的共同体”与“真正的共同体”。而国家就是“虚假的共同体”。
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在国家中,个人自由只是统治阶级成员的专利,这些人之所以具有一定的自由,是因为他们是统治集团的成员。即使这样,这些人也不是完全自由的,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作为个人他们是彼此独立的、分散的,只是由于分工、共同的生活境遇才有了一种“联合”,这种“联合”对他们个人来讲是异己的、外在的,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而对被统治阶级来讲,这种共同体不仅是虚假的,而且是新的桎梏。至此,国家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解为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却又声称代表全体成员利益的虚假共同体,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异己力量。国家是表面声称代表普遍利益、实则维护特殊利益的虚假共同体,本质上涌动的是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
在马克思看来,虽然至今以国家为代表的共同体都是虚假的、冒充的,但是他并没有否定共同体本身。因为个人的自由发展、个性发展离不开共同体,“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6〕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才是真正的共同体。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斗争的矛头直指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他们认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7〕现代国家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基础上的,是现代资产阶级利益的体现。工人阶级作为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要想彻底打破阶级对立,必须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8〕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灭阶级、消灭国家。
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关于阶级斗争、国家等学说。他将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与公社对立起来,赞扬了公社作为无产阶级第一次现实实践的开创性影响,批判了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腐朽本质。马克思认为,现代国家是在同以往国家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它的政治性质也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同时改变。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步,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9〕马克思用蜘蛛网、蟒蛇来形容维护现代国家运行的诸如常备军、警察、法院等国家机器,认为它们是对社会机体的吞噬。国家被看成是独立于社会并且与社会对立的特殊利益,是市民社会身上冒充为其完美反映的寄生赘瘤,它充当了扑灭革命、扼杀人民群众解放要求的工具。因此,马克思把公社看作是实现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
在晚年的重要著作《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国家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所谓“自由国家”的错误呼唤时写道:“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10〕在这里,马克思仍然坚持了其国家与社会区分的思想。马克思批判了“现代国家”、“现代社会”这样的字眼,指出所谓“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反对将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看作是“千年王国”,认为国家本身是历史的产物,有始也有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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