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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鲁迅与《新青年》的历史时差
　　鲁迅被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在长时段的历史中，这一判断自然具有历史的深刻性，但拉近镜头，回到历史现场，我们又无法忽略鲁迅与"五四"之间曾有的历史时差与心理距离。
　　1922年底，鲁迅正面临《新青年》解体后的新的精神危机，借为《呐喊》自序,首次回顾了与《新青年》的交集：金心异"(钱玄同的拉稿,，铁屋子"的拒绝，以及被钱氏的一句话"急将"而答应也做文章。在其描述中,他是颇为被动地加入《新青年》的。
　　《<呐喊>自序》写于"第二次绝望"的前夜，自序中对彼时走出第一次绝望而加入《新青年》的描述,难免叠加了此时的绝望心境，颇有悔不当初的意思。然而，鲁迅加入《新青年》之前的隐，默态度和加入之后的边缘姿态,无疑是客观存在的。
　　当《新青年》在北大沙滩红楼方兴未艾时，鲁迅还蛰伏于宣武门的绍兴县馆。据周作人回忆，在与"金心异"争论前，"鲁迅早知道了《新青年》的了，可是他并不怎么看得它起。""对于《新青年》总是态度很冷淡的",(2)态度非常隐默。
　　其隐默姿态，与《新青年》的时代氛围究竟有隔。
　　他本来以为"铁屋子"中已无"呐喊"的必要，因为经验已经证明，希望"必无",但好辩的钱玄同"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的一句话,使他又认识到"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3)。将再次行动的意义,仅仅维系于希望的"可有"上,不再将希望放在行动之前，而是放到了行动之后。
　　同时又申明：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曰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籍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们不惮
　　于前驱。（4)
　　这段话说明：一、我已经是"过来人",本来无话可说了;二、我之加入《新青年》,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新青年"。
　　在说到小说中的"曲笔"时，鲁迅指出有两个原因，一是"须听将令"(5),二是"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意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6),都是为了他人。所谓"曲笔"，意思是不如实去写，也就是说,"寂寞"是真实的,，好梦"是虚幻的，掩藏真实，是为了不将他们从"好梦"中惊醒，免得再遭受"寂寞"之苦。这似乎又回到当初"铁屋子"比喻中的立场，同是不唤醒,"铁屋子"比喻指的是不把民众从"昏睡"中唤醒，而这里指的是不把"新青年"从"好梦"中唤醒。
　　"呐喊"原来不是冲锋陷阵的摇旗呐喊,而是站在边缘的加油与喝彩，而且还藏着掖着。
　　鲁迅与《新青年》的心理距离，之间究竟隔着什么？
　　《<呐喊>自序》一开始，就反复强调《呐喊》的起因，是未能忘怀曾经的"寂寞"这"寂寞"就是十年前日本时期遭遇的第一次绝望。
　　1906年，青年周树人从仙台退学，决定弃医从文。虽然文学杂志的计划流产，但在《河南》杂志发表了系列论文并与周作人共同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五篇文言论文系统展现了青年鲁迅面对近代危机的救亡思路，通过对进化、科学、十九世纪西方文明等现代性的系统梳理，对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兴业振兵"黄金黑铁"制造商估""国会立宪"思路展开批判，将中国救亡的出路诉诸"立人"并抓住"精神-个性"与"诗"两个契机，两册《域外小说集》，苦心孤诣，另辟蹊径,译介时人所不熟悉的东、北欧和俄国被压迫民族的短篇小说，意在引入"异域文术心宗"(7),展现另类的心灵世界和反抗精神。"精神"与"诗"可以说是十年后"五四"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先声。
　　但是，继《新生》杂志计划流产后,深思遐瞩的救亡思路没有得到任何反响，《域外小说集》上、下两册也不过各卖出二十本。
　　《<呐喊>自序》回忆到这段经历时说：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8)"并终于醒悟到："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9)
　　由这一青年时期的绝望感，到后来S会馆中年人的绝望,其间经历十年，无疑有一个逐渐加深的过程，伴随着的是回国后对现状及其危机的深入洞察，渐渐演变成长达十年的"隐默"为了忘却绝望带来的"痛苦"S会馆时期的鲁迅不得不扼杀产生绝望感的自我意识,沉入"国民"与"古代"中，通过"钞古碑"等方法"麻醉"自己,"再没有青年时候慷慨激昂的意思了"10)。
　　当鲁迅相遇《新青年》时,正处于这一绝望中。
　　二、鲁迅与《新青年》内在理路的承续
　　鲁迅与《新青年》虽存在历史时差与心理距离，
　　但加入《新青年》后，就给"五四"带来了实绩,并终于成为"五四"新文学与新文化的代表。
　　为何被动的鲁迅加入《新青年》,就成为举足轻重的角色？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自晚清以来思想运动、文学运动和语言运动的合流，正是三者的历史会合与相互借力，遂使"五四"迅速蔚为声势。无论是陈独秀的思想借由文学，还是胡适由思想到语言再到文学，
　　五四那代人，都不约而同抓住了思想与文学这两个变革契机。同是径由思想到文学的路径，然对文学内涵的具体考量,其实未必相同。确切地说，陈、胡虽垂青于文学的路径，但对这"新文学"是什么，可能尚未遐思。
　　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在《新青年》发表时，虽然一般读者未必意识到它的分量，但主编陈独秀马上意识到，自己引颈呼吁的"新文学"就在鲁迅小说里诞生了，激动莫名，也只能托周作人代为催促一"令兄"小说五体投地地佩服,务必请他赶快多写。(11)
　　鲁迅的每篇小说,都以"格式的特别"与"表现的深切"引起同仁击节称赞。
　　确实,《狂人日记》在白话语言与语体上的惊人成熟，一下子跃升了"五四"白话文的水平;常人未必意识到的革新意义还在于，其在小说观念与格式上的全新意识，尤其是从绝望中生成的达到"赎罪意识"的文化批判的深度。
　　《狂人日记》并非"天外来客"如果我们了解十年前青年周树人的思考及之后长达十年的隐默，就知道对于《新青年》，鲁迅具有别人难以企及的背景。
　　前文已经揭示，十年前鲁迅在日本的思考，就在中、西文明比较的全球性视野中，将中国摆脱近代危机的出路，诉诸"精神"与"诗"的契机,换言之，在洋务派的器物层面、维新派的制度层面与当时方兴未艾的革命派的意向之外，青年鲁迅的思路已经延伸到中国现代转型的精神基础问题。《文化偏至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