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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12)《摩罗诗力说》则将精神与个性的激活诉诸"诗"一文学一之"力"明确宣告:"吾人所待，
　　则有介绍新文化之士人"(13),"而第二维新之声，亦将再举"(14)。所谓"第二维新"有别于此前革新派聚焦于器物与制度的变革理路，借助新文学之力,将现代转型深入到"精神"与"个性"层面。可以说，《新青年》所举张的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在十年前的青年鲁迅那里已经有了先声。
　　带着十年前的思想背景，鲁迅文学的汇入，无疑使内蕴不清的陈、胡文学革命方案，加入了深度精神内涵。
　　在鲁迅这里，对近代危机的精神症结一国民性一的洞察，对中国现代转型之精神基础的关注，与现代"文学"的精神功能结合起来。文学，不是传统的"官的帮闲"和游戏工具，不是近代伴随市场的"商的帮忙",甚至也不是西方传来的具有审美规定性的"纯文学"鲁迅文学与原发性的"神思"相关,被放到精神发生地的高度,代替业已衰微的宗教、道德、伦理、政治,成为重新激活沉溺于一己私欲的国人灵魂的首要选择。无论是《文化偏至论》推崇的"新神思宗"，《摩罗诗力说》推举的"摩罗诗力",还是《域外小说集》所引介的"文术新宗",皆为精神深异、具有强烈的反抗、超越精神和行动指向的思想与文学。鲁迅自己的创作，通过对社会与自我的深刻地灵魂省视,召唤个人精神主体的出现。鲁迅揭示出，中国近代危机的本质，是精神危机，现代转型的基础，是人的精神转型。鲁迅文学,就是召唤精神主体的文学。
　　"精神"--"个性"与"诗"--"文学",留日时期青年鲁迅苦心孤诣抓住的变革契机，在十年后《新青年》的"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中找到了回响，鲁迅与《新青年》的历史汇合，其实势在必然。
　　虽然鲁迅在面对《新青年》时并不怎样主动，深深的绝望感使他并不看好"新青年"们的前途，但他应该知道，十年前中断的思路在这里得到了延续。鲁迅有点超前的思考，在"五四"终于获得了历史的契机。
　　三、《新青年》与鲁迅的白话意识
　　正是因为加入《新青年》，鲁迅才成为"鲁迅"(至少在笔名意义上，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成为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化的代表。
　　无论其态度怎样，《新青年》和"五四"给鲁迅提供了第二次行动的契机和平台,从历史因缘看，没有《新青年》，也许就没有《狂人日记》,也就没有后来"一发而不可收"的鲁迅。
　　《新青年》给鲁迅提供的契机，可以从"白话文"角度加以探讨。鲁迅被世人所认识，始于白话小说否定，《新青年》给鲁迅带来了白话意识,从此一生站在捍卫白话的立场。
　　在"五四"之前，鲁迅已开始新文学的实践，但还没有白话意识,换言之文言"还是"白话",对于他还不是一个问题。其时鲁迅所致力的,是对异域文学现代精神的发现，现代与非现代之分,不在文言与白话之分，而在其所承载的精神含量。鲁迅试图用文言承载在异域文学中发现的现代精神，《域外小说集》用语古雅，甚至意在与林琴南之桐城文章一比高下,是用文言传译现代精神的一次极致的实验。
　　有意思的是，在《域外小说集》之前，鲁迅译述凡尔纳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用的是白话章回体。从事科学小说翻译，目的是宣传科学知识与思想，《月界旅行o辨言》说："苟欲弥近曰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15),思路尚处在梁启超式的借小说之力启发民智的思路中，在某种意义上，《月界旅行》与《地底旅行》对于译者鲁迅，如其说是文学文本，不如说是知识文本，意在"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掇取学理"(16):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17)。
　　可见鲁迅翻译用语选择文言还是白话，有明确的目的之分，事关科学，启迪民智，运用白话,反映社会，传达精神，则用文言。
　　对于留曰时期的鲁迅，文言与白话，尚非传统与现代之分,而是雅言与俗语之别。中国传统,士大夫操作文言，白话则是大众语，文言作为士大夫书面语,历来是正统和高雅思想交汇的场所，在宋以后话本小说中，白话作为说话的记录成为半书写语言，话本小说的白话语体，充斥着已经固化的民间意识形态,也许对于鲁迅，白话相较于文言，更难承载"精理微言"一具有精神深度的文本。
　　鲁迅在固有语言体系中植入新的精神，选择的是作为传统书写语言的文言，而非白话，其留曰时期的语言努力，是在固有的文言书面语系统中尝试进行突破，在从八大家到桐城派的古文统系之外，另辟魏晋文章为取法对象，在五篇文言论文尤其是《域外小说集》中，似乎可以看到一种以新文言嫁接新精神的努力。有学者认为:"在周氏兄弟手里，对汉语书写语言的改造在文言时期就已经进行，因而进入白话时期,这种改造被照搬过来，或者可以说，改造过了的文言被'转写'成白话。"(18)说明鲁迅寻找新的文学语言的努力，是在书写语言层面上展开的。
　　直到1914年，在谈到小说革新时，周作人还说"若在方来，当别辟道涂，以雅正为归，易俗语而为文言"(19)。
　　周氏兄弟的不愿降低身段而就现成的白话，固然或一方面可能受乃师章太炎的影响，更重要的内因可能在于：一、如前所述，在传达新精神方面，承载太多民间传统思想的白话无法容纳新精神的植入,且长期处于言语层面的白话，也难具有传达深度精神的精密语法。相对来说,虽然文言也长期是"载道"的工具，但作为书写语言，其工具性反而可以有助于人工的改造。二、对于周氏兄弟尤其是鲁迅来说，当时言说新思想的对象，还不是一般的民众，而是"英哲""明哲之士""独具我见之士""硕士""精神界战士"等精英知识者，鲁迅明确说：惟此亦不大众之祈，而属望止一二士"2?,在此期待视野中，文言，自然是唯一可以交流的渠道。
　　《域外小说集》的语言，本来是以更为古雅的文言与林纾一比高下，但在"移徙具足"21)的努力下，域外小说的新语体反向地影响改造了周氏兄弟尤其是鲁迅的译用文言语体，可以说,经由"直译"《域外小说集》的文言语体已然传染了某些现代质素。在民元时期的文言小说《怀旧》中，文言的外表下，已经差不多是一篇现代小说，只差将文言换成白话。
　　日本时期以固有文言承载新精神的试验，既获得一定的可能性，同时也遇到了自己的限度,不得不重新寻找出路。"弃医从文"计划的挫败，同时也终结了鲁迅在固有文言系统中孕育新文学的试验。加入《新青年》后，鲁迅开始坚定地站到白话立场,而且自此终其一生捍卫白话。无可否认，鲁迅的白话文立场，最终是在"五四"确立的，"五四"给鲁迅带来了白话意识，并由此成为现代中国白话文学的大师，没有《新青年》，也就没有后来的"鲁迅"
　　鲁迅意识中的白话，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旗手胡适所想象的白话，应该有所不同。胡适为"白话文学"作史,试图替作为"文学的国语"的白话，建构历史的延续性，宋、明以来的白话小说,是其"白话"所取法的对象。然则鲁迅的白话取法何方?如果说胡适的"白话"强调延续性，则鲁迅基于对固有白话的失望，其"白话"想象几乎是着意于从头再造,这从他一直坚持的"直译"甚至是"硬译"试验可以找到倪端，"直译"和"硬译"的目的，除了"求诚之志"22)和"以期于信"23)之外，是为语法不够精密的汉语注入"欧化文法"在新的世界语境下再造新的现代汉语规范语言。在与梁实秋、赵景深甚至瞿秋白的有关翻译的争论中，鲁迅最后坚持的还是"宁信而不顺"或谓鲁迅在严复的"信、达、雅"之中，执"信、达"而弃"雅"然而殊不知，在为现代汉语植入欧化文法的"直译"中，正有创建新的"雅"一世界语境下新的现代汉语规范语言的努力。
　　四、回顾《新青年》的当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