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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身份拥有多种不同的建构资源。一般说来,文化身份的建构资源大致包括以下四类:自然条件、生理机制、心理机制和社会文化机制。其中,包括语言、文化遗产、价值观念体系、大众传媒等诸多因素在内的社会文化机制是文化身份建构最主要的资源。

　　文化身份的建构资源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和不同的社会情境中,文化身份的建构往往是以一种或几种资源为主。例如,如果将人类社会概略地划分为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三个阶段,在前现代社会(原始社会和传统农业文明社会),家庭是文化身份建构的基本单元,血缘关系、宗教观念或宗教信仰则是维系文化身份的主要因素。进入现代社会,民族国家成了文化身份建构的主要资源。而在以信息传播技术进步为表征之一的后现代社会,信息传播技术进步的产物———大众传媒上升为文化身份建构的重要资源。此外,还出现了向传统的文化身份建构资源回归的迹象,传统的文化身份建构资源(如宗教原教旨主义)重新释放出了建构文化身份的能量。

　　考察上述四类文化身份建构资源在特定历史时期于文化身份建构中发挥的作用或其功能的稳定性与易变性,不难发现,自然条件资源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因而成为文化身份建构相对稳固的基础。生理机制和心理机制较之自然条件在微观上(比如具体到某个群体或个体)表现出随情境而变化的易变性。但是,从宏观上或从一般意义上讲,它们则表现出了一定的惰性,呈现出人类总体的某种共性和规律性。社会文化机制包括语言、文化遗产、价值观念体系、大众传媒等不同的范畴,其中,语言和文化遗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而价值观念体系和大众传媒却表现出较大的变化性。以我国为例,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人们的观念体系发生了诸多变迁,较为突出和直观的是人们具有了市场意识,而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体系则面临着解构和重构的考验。至于大众传媒,由于社会发展和媒介技术进步的推动,它的发展日新月异,不断改变和重塑着社会的媒介环境。

　　二、大众传媒上升为现代人建构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径当前,多元建构资源对现代人建构文化身份的影响格局发生了重组。自然条件、生理机制、心理机制以及社会文化机制中的部分要素,要么难以适应文化身份全球流动的新形势,要么由于全球化带来的时-空变迁而难以发挥与过去同等的影响力,这是文化身份危机的原因之一。大众传媒在这个过程当中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轨迹和影响路径,随着其自身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正在逐步成为现代人再现和建构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径与资源。

　　(一)大众传媒成为现代人建构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径的表现

　　第一,大众传媒承载了丰富的文化身份信息内容,给现代人建构文化身份提供了不断增长的资源。大众传媒是一个意义建构的平台,也是文化再生产的机制,它会有意无意地承载丰富的本民族文化身份内容,诸如本民族文化核心的价值特质、独特的道具以及仪式等,作用于现代人的文化身份建构。经由大众传媒的文化再生产,人们“塑造了特定版本的`集体记忆',进而塑造了特定的民族文化身份。”梅罗维茨(Meyrowitz)认为,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打破了社会地域与物理地域的传统关系,创造出了“信息场景”,并制造出了一种新的共享的归属感,带来了日益见长的文化身份建构资源。另一位研究者切利·巴克(ChrisBarker)持类似的观点,巴克认为电视通过呈现国内的风俗习惯、仪式化的社会事件等,使其自身成为了文化身份建构的一个不断增长的来源。

　　除却直观地再现一系列文化元素以提供建构文化身份的素材外,大众传媒作为提供文化身份的公共信息平台,它还常常将文化身份的其他建构资源,诸如语言、文化遗产、价值观念体系(如宗教)等纳入自身的体系广泛传播,不仅丰富和充实了传播内容,而且放大了其他建构资源建构文化身份的效果。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它在这方面的能力不断增强,给现代人建构文化身份提供了越来越丰裕的资源。

　　第二,大众传媒带来了现代人建构文化身份不可或缺的参照系———“他者”。虽然“他者”作为差异性的存在对于“我们”文化身份的建构存在一定的消解作用,同时,为了解决自我文化身份正当性的问题,我们往往设限保护自我,把“我们”同“他者”区别开来。但是,“我们”建构文化身份的过程始终离不开“他者”。“他者”是“自我”的参照系和镜子,“我们”需要由“他者”标示、反映和确认。精神分析学认为,“他者”是根本性的,“无论是对自我的构造,对作为主体的我们,对性身分的认同都是如此。”我们之所以需要“他者”,在语言学理论看来,也是因为“我们只能通过同`他者'的对话才能建立意义。”在跨文化传播领域,文化身份依赖“他者”而建构,也只有通过“他者”的参照,“我们”的主体性才能确立,自我的文化身份才能建构。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尤其是电子媒介和新兴的网络媒体)比其他文化身份建构资源更强有力地带来了“他者”,给自我主体性的确立和文化身份的建构准备了丰富的参照系。

　　第三,大众传媒被广泛应用于现代人的文化身份建构活动。在现代社会,一方面掌控大量信息源的社会组织(如政府部门)越来越多地利用大众传媒发布与传播文化身份信息,与此相对应,受众也主要依靠大众传媒获取文化身份信息。因而,大众传媒成为现代人文化身份建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中介。其中,由于电子媒介“实际上正开始以新方式运作,经常设法满足散居的各民族或其他社会群体的需求”,于是满足文化身份感和归属感的重担就日益落在电子媒介的身上。切利·巴克(ChrisBarker)在《电视、全球化和文化身份》一书中也指出,电视是人们建构文化身份最常用的资源之一。在当前的数字传播时代,网络媒体加入了大众传媒建构文化身份的阵营。在全球传播语境中,各国政府更是大举利用大众传媒,尤其是网络媒体、卫星电视和国际广播等传播本民族的特色文化以期建构本民族清晰的文化身份。

　　(二)大众传媒成为现代人建构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径的原因

　　第一,大众传媒作为社会信息源能够通过各种文化符号、话语、形象和解释框架等赋予现代人共同的意义和历史,给他们提供建构文化身份的素材。大众传媒传递的文化身份内容具有公开性和公共性的特点,它针对大范围的受众传播,并提供解释框架,这实则是供给了“统一版本”的文本和文本解读方式,能够赋予现代人共同的意义和历史,是现代人建构文化身份必不可少的素材来源。

　　第二,大众传媒作为社会文化机构和文化再生产机构,能够通过转化既有仪式和创造、传播、强化新的文化礼节和仪式等方式重组现代人的日常生活,给他们提供建构文化身份的象征资源和文化资源。大众传媒能够将诸如奥运会开幕式、国庆阅兵式等既有的仪式纳入自身的传播体系,将之转化为“媒介仪式”,它也可以设计、生产与传播新的媒介仪式,吸引受众参与进来,营造“共同在场”的感觉,加强群体内部纽带相连的感觉,这为现代人建构文化身份提供了重要的象征资源和文化资源。同时,在这些媒介仪式中,大众传媒还可以集中地再现和建构文化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