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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合伙人》是一个关于“中国崛起”的民族寓言文本，在讲述“中国崛起”的故事时，电影寻找到了“新梦想”公司这个新的象征符码，将个人、企业、民族国家的成长缝合在一起，并通过剥离“旧我”和建构“他者”的叙事策略，将大众历史记忆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成功地整合起来，确证了“中国崛起”的合法性、正当性。

　　[关键词]《中国合伙人》；中国崛起；民族寓言；他者；意识形态

　　新世纪以来，讲述有关“中国”“中国崛起”的故事，已成为大陆文学艺术生产的一个重要课题。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上海世博会开幕式这些仪式性的宏大文本中，不难读出“崛起的中国”寻找其象征符码的努力。然而，在这些巨型的象征文本中，受制于仪式性和时间性，“传统中国”如何化育催生出“当下中国”，“当下中国”又经历了怎样的成长崛起，这些历史性的经验情绪都付之阙如。在整合普通大众的历史记忆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上，这些仪式性的象征文本不能不说差强人意。

　　因此，在“中国崛起”业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议题和大陆政府的自我意识的当下，如何迅速及时地寻找到“中国崛起”的承载主体、故事象喻和表征系统，完整而形象地讲述一个“中国崛起”的故事，就成为许多文艺人将要面对的问题。香港导演陈可辛执导的电影《中国合伙人》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一、讲述“中国”的故事

　　在论及第三世界的文学时，杰姆逊说：“所有第三世界的本文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本文当做民族寓言来阅读。”[1]这种观点固然存在绝对和偏颇之弊，但在解读中国当下的许多文本时，仍不失其准确性和有效性。

　　《中国合伙人》虽是一部取材于英语培训机构“新东方”的电影，但其故事讲述，始终围绕着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变迁而展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重要政治经济景观：改革开放、出国热、下海经商、自主创业、股份制改造、企业融资上市等，都能从电影中看到；三十年来中国人的心灵律动也在电影的显影之中：僵化体制之下的卑微压抑和疏离感，对西方的崇拜幻想，对美国失望后的民族主义的张扬，贫困的农村，激情挥洒的青春，一波三折的爱情，温馨动人的友情，创业的艰难，发展的曲折……《中国合伙人》成功地将过去和现在、事业和情感、西方和中国、普遍性和特殊性等具有多个向度和丰富蕴涵的内容整合到一起，赋予电影多义的解读空间和开放的能指性，从而召唤起不同年龄段、不同层次观众的自我经验记忆和情感认同，获得较广泛的共鸣。

　　正如陈可辛强调的那样，“《中国合伙人》这部电影绝不是‘新东方’的大型宣传片，绝对不是‘新东方’的传记片，（它）是中国人一起经历的30年”[2]。《中国合伙人》借“新东方”的躯壳，演绎了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讲述了一个有关“中国人”和“中国”的宏大故事。因此，电影才在“合伙人”前面冠以“中国”二字，在片尾一一展览代表“中国”的符码：杨澜、俞敏洪、徐小平、王强、柳传志、马云、张朝阳、王石、“老干妈”……细心的观众也不难在“新梦想”和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的“中国梦”上找到某些联系。

　　二、寻找新的“主体”符码

　　要讲述“中国崛起”的故事，首先必须安置“中国”这个宏大的主体，抽象的“国家”主体总要落实在一些具体的符码上面。为何《中国合伙人》要将“中国”的指称重任赋予“新梦想”（或者说“新东方”）这样一个与国有大企业相比体量还不够巨大的民营企业呢？不妨来看看“新梦想”具备哪些新质，导演力图以哪些元素来完成“中国”新主体的塑形？或者说符号化的“新梦想”具有何种社会表征意义？

　　“新梦想”是一家民营教育企业，起自民间和草野，没有国有大企业的官方色彩和垄断性以及由此衍生的惰性和霸道，草创时期的“新梦想”非常窘迫，无校舍，受到体制的排挤打压。无依无靠的弱势地位、“根正苗红”的纯市场身份使得“新梦想”的发展被赋予反体制惰性的挑战色彩，极易获得观众的同情。同时，以消费者（学生）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理念，去家族化，股份制，国外上市融资的发展思路使得“新梦想”成为新兴生产力的代表和改革合法性、正当性、优越性的象征。从人员的构成来看，“新梦想”的三个管理者身上已没有中国传统企业基于官本位的人身依附性和权力异化，相互之间平等对话，率真做人，追求理想，恪尽职守，充分发展个性，尽情释放生命潜能。尽管在公司如何发展上存在矛盾分歧，但为了多年的友谊，公司的前途，他们最终能团结合作，彼此尊重。既是“新梦想”的下属和客户，也是基于各自的“梦想”而集合在一起的中国“新人”。因此，“新梦想”不仅是新的生产力的象征，也是新型生产关系、“中国新人”的“梦工厂”。

　　从这个“中国”主体新符码上面，可以看出西方经济现代性的诸种要素：独立、平等、自由竞争、管理科学、效率至上、个人价值实现等。作为市场理性和现代人格的复合体，“新梦想”寄寓着民众对改革的期望和想象，折射出大众意识形态对西方现代性的迎合。

　　三、剥离“旧我”

　　“自我意识只有通过扬弃它的对方（这对方对于它被表明是一个独立的生命）才能确信它自己的存在。”[3]个人主体不能自我确立，主体的建构往往需要通过指认“他者”来完成，“自我”是在和“他者”的对立互动中来确立自身的。中国“崛起”的故事，内含着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时间上，“新我”如何扬弃“旧我”而创生；空间上，“自我”如何压倒“他者”而确立。这就决定了《中国合伙人》要讲述一个双线的故事：“中国”如何扬弃“旧我”和如何战胜“他者”。

　　电影的前半部分，构成叙事动力的是“新梦想”如何顶住陈旧僵化的体制压力，寻找市场生存之路。对旧体制的嘲弄和批判，固然能帮助那个时代的亲历者找回记忆，引起共鸣，也容易招致官方意识形态的警惕和反感。但电影以后半部分叙事的翻转成功化解了可能来自于官方意识形态的责难。“新梦想”的成长和壮大固然是“新梦想”集团的努力，但也与“中国”体制的自身成长难以分离。“中国”这个主体，也在与“新梦想”的同步成长中告别僵化守旧，弃旧图新，渐渐进步，“新梦想”在美国的上市就是“中国”体制的自我进步的一个表征和结果。最后，电影将新东方、新浪、联想、搜狐、万科、万通、“老干妈”等都纳入这个“中国”新主体之中。可见，电影将“新梦想”的个人、企业和“中国”的成长紧紧缝合在一起，三者具有同一性。“新梦想”的成长也是“中国”的成长，“新梦想”的成功也是“中国”的成功，同样，对于“中国”旧主体的批判也是“中国”的自我批判。电影肯定当下，否定昔日，肯定现存的“中国”，否定昔日的“中国”，将“中国”的“旧我”从“中国”这个主体身上切割和剥离开来，并借昔日中国这个参照物来确证“中国”当下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电影叙事上的先抑后扬，对体制的新旧切割和有选择性的批判，既疏泄了一些反体制力量的情绪，迎合了他们的诉求，同时又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宽容和肯定，满足了多元的观众期待，获得了满意的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