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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加工贸易占中国出口贸易的一半以上，且是构成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之谈”的关键部分，但相关研究对加工贸易的繁荣却没有提供合理的解释。本文发现加工贸易“不征不退”的出口退税制度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国家调控政策的影响，获得了长期穗定发展的空间。我们以年月国家下调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作为外生的政策冲击，基于月度的海关数据，运用倍差法研究了出口退税率调整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下调个百分点的出口退税率显著抑制了出口商品的增长率其中一般贸易增速下降了，加工贸易中的进料加工增速下降而来料加工贸易由于“不征不退”，其出口增速不受退税率调整的影响。因此这种差异化的退税政策解释了加工贸易在中国出口贸易中占比过高的现象。

　　关键词：出口退税，加工贸易，一般贸易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飞速发展，其中，出口贸易增长更为迅速年出口贸易年均增长。在年中国加入之后出口贸易的年均增速更是高达远远超过同期的增速。对外贸易的发展使中国逐步由出口退税政策与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出口国之一出口贸易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企业也有明显的“出口偏好”，其出口占世界出口的份额从年的上升至年的年均增速高达洋。

　　按照的开拓性研究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之间存在系统性的生产率异质性，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使得出口企业的生产率高于非出口企业：“自我选择效应”和“出口学习效应”前者是指出口企业参与国际市场需要负担额外的沉没成本，如市场开拓、信息收集以及与当地政府合作等，后者是指出口企业从国际市场获得了更多知识、技术外溢以及庞大的规模经济等。理论预测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经验事实的支撑，如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斯文尼亚和智利等发展中国家，一些研究开始关注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却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中国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反而远远低于非出口企业，并且出口量越多的企业效率差距越大该现象与既有理论和其他国家的特征事实相悖被文献冠之为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之谜”。

　　关于上述生产率之谜的解释有很多其中一个主要解释就是这种低生产率水平主要体现在加工贸易方面而一般贸易基本符合的假说。由于中国的加工贸易企业整体效率水平较低再加上加工贸易在中国的贸易中占有一半以上的份额，使得加总后的出口企业生产率水平反而比非出口企业更低，或者说是加工贸易拉低了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但是这些文献没有解释为何中国出口要依赖于加工贸易？此外，加工贸易不仅生产率水平偏低，而且使得中国的出口产品价格远低于国内价格进这些明显的劣势说明，中国在出口政策上对加工贸易有倾斜性的优惠，但到底是什么制度设计使得中国的加工贸易能够获得长期稳定的发展？

　　为数不多的几份研究考察了中国加工贸易繁荣的原因。和认为，中国金融市场的所有制歧视导致了出口企业更加依赖于加工贸易，但实际上绝大多数的加工贸易都是由外资控制的，很少有民营的加工贸易企业，而众所周知，外资企业较少面临信贷资源约束因此金融抑制并不是加工贸易兴起的主要原因。此外考虑到从事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大部分来自中国港澳台地区卢荻（认为中国政府大力鼓励加工贸易的原因是为了维系港澳地区的繁荣与稳定而事实上中国的港澳地区多年来以金融业和博彩业作为产业支柱，转口贸易对本地经济的促进有限，因而世界经济年第期这种说法有点过于牵强。

　　我们发现，中国差异化的出口退税政策才是加工贸易占比过高的重要原因。中国针对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制定了完全不同的出口退税政策，其中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增值税是“先征后返”并且退税的比例一般都低于征收的比例，而加工贸易实行的是“不征不退”，即在进口中间品和出口产成品两个环节都不征收增值税，这一方面使得加工贸易的实际税率低于一般贸易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加工贸易不受国家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影响。本文以年月日国家下调部分机电产品出口退税率作为自然实验估计出口退税政策对不同贸易方式的差异化影响，倍差法（的估计结果表明，出口退税率下调对出口产品的增长率有显著抑制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主要是由一般贸易导致的；从系数大小来看一般贸易出口受到的影响要大于进料加工贸易而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则基本没有受到影响。此外，由于倍差法对于对照组产品的选取较为敏感，我们还调整对照组以及政策窗口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到的结论依然稳健。自上世纪年代开始出于减少贸易摩擦和财政负担的目的，中国不断下调各类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综合退税率由实施出口退税政策之初的逐步下降至年金融危机前的不到，本文证实了出口退税率的下调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加工贸易在整个出口贸易中的比重。

　　巳有关于中国出口退税政策对于贸易影响的文献主要聚焦于退税政策的有效性，即产品出口增速与实际退税率水平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国家的调控政策是否达到或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预期效果。微观数据可得性与研究方法的改进使得此类研究的精确性有了很大提高（王孝松等白重恩等。相比之下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进一步区分了出口退税政策效应在不同贸易方式之间的差别。这种区分带来了两个好处：

　　一是从更微观的角度揭示了出口退税政策的作用机制和范围，对于改善政策调控效果具有指导意义；

　　二是提供了一个解释中国加工贸易繁荣的良好视角从而推进了解释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的研究。

　　二、文献回顾和制度背景

　　一）文献回顾

　　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自年以来加工贸易出口额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就一直在以上，年为。加工贸易的盛行增加了人们深人理解中国贸易结构的难度，使得从简单统计数据得出的一些结论不再可靠。例如，最近的一些研究开始反思加工贸易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关系，由于中国的出口中包含了大量的进口品，且这一现象在加工贸易中更常见，如果考虑这种情况，中国事实上的对美顺差远比人们所看到的要小，大概只占到目前的左右，而按照世贸组织前总干事拉米的说法，在考虑实际出口附加值的情况下，亿美元的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会减半。同样，中国出口产品的高技术复杂度发了关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讨论。而唐东波的研究表明中国技术密集型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加工贸易领域，一般贸易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较低，中国仍然只是一个“世界工厂”而已。可见，在忽视加工贸易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得出有偏或者完全错误的研究结论。

　　加工贸易中出口退税政策的导向十分明显，但研究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贸易影响的理论文献并不多。等、通过一般均衡分析发现对于进口中间品实行退税能够提高相应出口加工企业的出口量；马捷和李飞通过构建多市场的寡头模型，发现当企业实行产品竞争时，出口退税能够增加出口量。更多文献是从经验角度研究出口退税的政策效果。等通过将出口退税纳人长期均衡的出口需求方程发现中国政府在年所实行的出口退税政策显著促进了出口的增长陈平和黄健梅运用协整方法考察了年以来中国出口退税政策的效果其结论表明，中国出口退税政策通过有效汇率水平对出口盈利产生显著影响’从而使退税政策在短期和长期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起到重要促进作用等（同样运用序相关度检验利用年的宏观数据，发现出口退税政策对于出口量有促进作用；此外，同样运用宏观数据进行分析并得到相似结论的文献还包括万莹、谢建国和陈莉巳有研究丰富了我们对退税政策的理解但仍存在一些明显问题。首先由于宏观数据时序较短，数据样本过少从而难以保证回归结果的无偏性和稳健性；其次，在构造出口回归方程时，由于出口的决定因素十分复杂很可能因为遗漏变量而无法确保回归结果的因果性最后反向作用机制的存在如出口量的增加导致出口退税额的增加）也使得上述研究的逻辑受到质疑。

　　最近有两个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述文献的不足，王孝松等首次采用微观产品层面数据研究了出口退税的政策效果他们采用倍差法进行分析避免了以往研究中的遗漏变量问题，发现出口退税率的提高显著增加了中国对美纺织品的出口增长率。白重恩等同样运用倍差法检验了出口退税率下调对出口产品增长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出口退税的政策效果在不同产品之间存在差异，对贸易摩擦产品的出口影响显著，而对于资源型产品的出口则不存在显著影响。这两个研究的方法和结论比较类似但都没有考察不同贸易方式的差异，并且按照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不同贸易方式对应的是完全不同的退税政策。因此，本文在巳有文献的基础上研究出口退税政策在不同贸易方式之间的结构效应。

　　二）制度背景

　　中国的出口贸易主要由两种贸易方式构成：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

　　其中一般贸易就是常规的对外贸易，加工贸易则具有“两头在外”的特征，即原材料和产品市场都在国外本国提供的仅是生产能力。加工贸易又可细分为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其中来料加工是指进口料件由境外企业提供经营企业不需要付汇进口，按照境外企业的要求进行加工或者装配只收取加工费制成品由境外企业销售的经营活动。而进料加工是指进口料件由经营企业付汇进口，制成品由经营企业外销出口的经营活动。在上世纪年代，欧美国家增加了对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贸易壁垒，导致这些地区的加工贸易向中国转移，而同期中国的“试错法”改革策略也恰好与加工贸易“两头在外”的特征吻合，是中国加工贸易在此后大量出现并主要来源于中国台湾地区和东亚四小龙的重要原因加工贸易是典型的产业内贸易形式，是跨国公司充分利用各国要素禀赋优势，特别是劳动力资源优势的贸易手段。相比于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对于东道国的工业技术水平和资本等稀缺要素要求较低因而对急于打开贸易局面，而自身又处于工业发展初期的国家来说是一个良好的选择。在自身产品质量不足以参与国际竞争的情况下，通过引进加工贸易的形式。

　　一方面有利于解决国内的劳动力就业；另一方面能迅速打开对外开放局面增加外汇收入。中国在年之后由多个部门相继出台了多项针对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的出台对于促进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开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图显示了自上世纪年代以来加工贸易出口额及其占出口总额比重的走势，从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自年加工贸易出口额首次超过一般贸易出口额之后，加工贸易就长期在中国出口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

　　增值税；反映在出口退税方面，对于完全采用进口料件进行加工的“来料加工贸易”实行增值税“不征不退”的政策而对于部分使用进口料件的“进料加工贸易”则只对国内原材料部分实行退税进口料件的部分在销项税中进行扣减。这就意味着，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对于不同贸易方式企业的出口影响是不一样的，“不征不退”的政策使得来料加工贸易完全不受出口退税率调整的影响而进口料件部分在销项中的扣减，降低了进料加工贸易的核算基数，相比于一般贸易，其受退税率调整的影响较小。

　　为鼓励一般贸易的出口，中国采取了出口退税的方式，即首先全额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如果企业生产的产品是出口到国际市场，那么海关会对其国内增值税进行部分返还。这种“先征后返”的方式有利于国家根据出口形势采取相机抉择的政策，例如在宏观经济不景气时，可以提高出口退税率鼓励企业出口，利用国际市场来消化国内的产品库存，反之为了节能减排目标也可以结构性地下调高能耗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以此来减少国内的环境污染。在年，中国一共对出口退税率进行了次大范围的调整，特别是在和年两次金融危机的时候大幅度上调了出口退税率以鼓励企业增加出口，应对国际市场的需求不足而在两次金融危机期间，结构性地下调部分原材料产品和高能耗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但是这些退税政策的调整并没有影响加工贸易理论上，出口产品只有在事先被征收增值税的情况下才会受到出口退税率下调的影响而加工贸易是“不征不退”，因

　　而出口退税政策对两种贸易方式的影响是不同的。按照现有税法的规定当出口退税率下调个百分点时就相当于一般贸易产品出口成本增加个百分点；与此相反来料加工企业则基本不会受到出口退税率下调的影响，而部分使用国产料件的进料加工企业只需承担国产料件部分的征退税率差，出口退税率下调对其产品出口的影响也要小于一般贸易并且这种影响随着进口原材料份额的增大而减小。

　　出口退税率的调整一般都只涉及部分产品，因此为了更加准确地反映出口退税政策与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退税制度对加工贸易的影响本文选择在中国出口贸易中份额最高的机电产品作为分析对象。机电产品在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根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年机电产品的出口总额达到亿美元，占全年进出口总额的比例接近。事实上，如图所示，自年以来，机电产品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一直在以上。这一现象在加工贸易领域尤为明显。海关统计数据显示，机电产品加工贸易出口额占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无论是进口端还是出口端均超过。在政策实施之后，税率调整范围内的机电产品的增长趋势受到了明显的抑制范围之外的机电产品则保持了快速增长，两组产品在政策调整之后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

　　①海关商品编码中第大类商品具体以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发布的《机电产品出口目录》为准不同年份之间存在小幅变动。

　　②根据历年《中国海关统计年鉴》进行计算。

　　③政策规定：当前退税率为的产品下调至而当前退税率为的产品下调至。

　　受政策影响和不受政策影响机电产品的增长率趋势—般原理通过比较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来评估政策效果，即假设在一个群体中，有一些个体受到了某项政策的影响，而另外一些个体没有受到该政策的影响，那么，受到影响的个体就构成处理组而没有受到影响的个体则构成相应的对照组，再比较处理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实施前后差异的变化就得出了该政策所造成的净影响。按照倍差法的基本思想和设计方法，我们采用如下方程估计出口退税率变动对出口的影响：

　　出口退税政策与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

　　退税率的下调对该类商品的出口增长率有负向作用且后者的系数应小于前者。而在对来料加工贸易出口增长率回归时，达应该是不显著的。可以将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平均效应分解到政策变动一年内每个月的月份效应即

　　二数据处理

　　使用的产品出口数据来自于年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海关数据库统计的是出人关境的所有交易，范围涵盖近多种中国海关商品协调代码分位的出口商品。统计项目包括企业的基本信息（名称、地址、所有权等）、商品信息（品种、数量、价格等）、来源或目的国、企业性质、运输方式、出人海关关名等。

　　此外，在该数据库中还清楚的列明了每一条进出口交易的贸易方式涉及一般贸易、进料加工贸易、来料加工贸易等种不同贸易方式。

　　基于数据库中分位的细分产品月度数据在同一个产品代码下我们按照每笔出口产品所注明的出口贸易方式将同一种产品的月度出口额按照一般贸易、进料加工贸易和来料加工贸易分别进行加总然后在此基础上计算出每一种产品每种贸易方式与上年同期的同比增长率作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同时为减少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干扰我们删除了同比增长率大于的数据。在基本回归中我们将时间跨度选定在政策变动年月日前后个月，同时将同属第大类商品中其他退税率未调整的产品作为模型的对照组，此时的样本总量为个，包含的产品种类为种。在本文稳健性检验部分，为避免产品异质性对倍差法回归结果的影响，我们将考察范围限制在第大类商品中分位商品编码为的一个小类即机械器具类产品，以考察结果的稳健性。

　　①其余种分别是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边境小额贸易、补偿贸易、出料加工贸易、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国家间和国际组织无偿援助和赠送的物资、寄售和代销贸易、易货贸易、租赁贸易和其他，这中贸易方式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左右。

　　②下列商品编码的产品保持出口退税率不变（包括分位、分位和分位）：

　　四、回归结果及分析

　　一）总量效应

　　遵循已有文献的经验，我们首先检验出口退税率调整对相应产品的影响大小。表列出了运用“倍差法”对公式进行分析的基本结果，在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回归（的结果表明相比于出口退税率保持不变的产品种类退税率下调显著降低了相应产品的出口增长率，个百分点的退税率下调使出口增长率下降约左右。这一结论与现有大部分的经验研究结论保持一致表明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产品出口的调节与控制。进一步，为了减少一些不可观测变量对于估计系数的影响在回归中，我们逐步控制了产品类别、月份以及年份的固定效应。结果表明，控制变量的加人并未对本文的基本结论产生影响，交互项的系数仍然在水平下显著为负系数也基本稳定在左右。

　　此外我们还发现处理组的虚拟变量并不显著，这实际上也说明国家在调整出口退税率时其参考的标准不是以往的增速，因此被调整和未调整的两组产品的增长趋势没有显著差异；同时，时间趋势在前个回归中都非常显著，说明外部需求因素影响了政策出台之后的出口增速这一发现与图所呈现的趋势一致。

　　二）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区别

　　基于总体的分析虽然证实了中国出口退税政策的有效性，但却掩盖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并不是所有的贸易都会受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影响，这是由中国对加工贸易的税收优惠政策不同所导致的。差异化退税政策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使得加工贸易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规避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影响。

　　因此，我们将各种产品的出口额按照贸易方式分为一般贸易、进料加工贸易和来料加工贸易三种分别考察不同贸易方式的产品出口增长率受出口退税率下降的影响程度。表给出了区分不同贸易方式的回归结果，从前列回归交互项的系数来看，出口退税政策与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一般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方式的交互项系数在各列中均显著为负表明退税率的下调对这两类贸易方式的出口增长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而从系数的大小来看进料加工贸易的系数在两种情况下均低于一般贸易其中一般贸易增速下降了进料加工贸易增速下降了，这一结果印证了前文的分析，即由于受到进口料件免征增值税的影响相对于一般贸易形式，进料加工贸易受到出口退税率调整的影响相对较小并且这一相对幅度与进料加工贸易中使用的进口料件比例成反比关系。此外，第和列的回归结果给本文的理论分析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证据与预期相同来料加工贸易形式的产品出口增长率基本不受出口退税率变化的影响各项系数均不显著。将表和表的回归结果进行对比后发现，表中交互项的显著性主要是由一般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所导致，而与来料加工贸易无关，因此区分贸易方式至关重要。

　　说明：在的显著性水平下一般贸易系数在各月份均显著，来料后各趋势线逐渐趋于加工贸易各月份系数均不显著而进料加工贸易系数则在政策变动稳定。同时可以看个月后逐渐显著。到一般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对于出口退税率下调都有明显的负向反应，并且一般贸易的反应程度在后期逐渐要大于进料加工贸易。而对于来料加工贸易，前期曲线有较大的波动，但方向并不明显后期的反应则逐渐减弱并趋于零，这基本符合前文结论，即表明来料加工贸易并不在出口退税政策的影响范围之内。上述结论是由中国对于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以及不同贸易方式中国产料件的使用比例所共同决定的。

　　一般贸易形式的商品出口受影响程度要远大于加工贸易形式的商品出口，前者的增长率相对后者显著下降了。这一结果充分印证了本文前面的结论，即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效果存在贸易方式之间的区别相比于加工贸易一般贸易受到的影响更大。

　　五、稳健性检验

　　一共同趋势的考察在运用倍差法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组别之间存在相同的变化趋势这样双重差分的结果才是我们所期望的政策效果否则研究发现就可能含有其他冲击的影响。从图可以看到在出口退税率下调之前，虽然平均增长率的曲线存在一定的波动但变化趋势基本上是平行的。换句话说在不存在政策影响的前提下，处理组和对照组商品之间的增长差异并没有随时间而产生显著变化。

　　我们采用反事实的方法对两组之间的共同趋势进行检验，即在实际政策年月发生的前后各选择一个时点年月和年月，假想该时点也发生了政策冲击进而估计假想政策的效果。如果该假想政策的系数显著那么就说明处理组和对照组没有共同的时间趋势，反之亦然。检验结果如表所示，其中出口退税政策与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对应的是实际政策前的反事实检验，可以看出此时的一般贸易、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的交互项均不显著这说明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在时间趋势上没有明显的差异。

　　政策干预之后的反事实检验种贸易方式的交互项同样不显著说明我们在表中看到的交互项系数可以完全归结于年月份调整出口退税率的作用。

　　一个可行的办法是严格控制商品范围将处理组和对照组限定在同一小类商品之内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产品异质性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在表的回归中我们将商品范围限定在二分位编码为的目录下，考察出口退税率的下调对于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即使将商品范围限定在很小的范围内，本文基本回归中得出的结论仍然稳健。除了来料加工贸易外交互项系数在其余各列中均显著为负，表明出口退税率的下调对于处理组商品的出口增长率有显著负向影响。同时，系数大小表明，在区分贸易方式的情况下，退税率的下调对于一般贸易出口商品的影响仍然大于以进料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商品。

　　二）窗宽范围的调整

　　在运用倍差法分析的过程中，由于政策冲击带来的影响在不同时间会有不同表现同时存在政策反应时滞问题因此政策前后窗口期的设定也可能对结果产生一定影响。在表中，我们对基本回归中的窗宽范围做出了不同的调整。区别于基本回归中前后个月的窗口期我们重新设定个窗口期，分别是政策变动前后的个月、个月和个月，以此来捕捉政策效果在时间上的变化幅度。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当窗口期在基准回归的附近改变时无论是个月、个月还是个月，前文结论仍然显著存在。无论是一般贸易还是进料加工贸易其交互项系数仍显著为负。同时系数的大小仍然显示退税率下调对一般贸易的影响显著大于进料加工贸易不过由于厂商的生产和出口行为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性，因此在政策实施后个月的效应要大于个月。而无论窗口期如何调整，对于来料加工贸易，出口退税率的下调依旧不对其有显著影响产品的出口增长率都没有变化。

　　六、结论

　　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出口退税政策已经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贸易调控手段。但面对一个复杂的贸易体系，出口退税政策的影响除了量化效应外，其对贸易结构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为鼓励加工贸易的发展中国在出口退税方面针对加工贸易设计了特殊政策其中对完全进料加工贸易采用“不征不退”、对部分进料加工贸易按照一定

　　的税率返还国内增值税、对一般贸易则采用“先征后退”的方式。由于征和退是非对称的，因此国家很容易通过调节退税率来实现特定贸易目标。但是在巳有文献中，由于数据缺乏，从定量角度研究出口退税政策效果的文献并不多，而且研究视角也主要集中在退税政策对于出口的促进或抑制作用，并没有区分退税政策的结构效应。

　　现有文献基础上，运用高度细分的贸易数据’使用倍差法考察了出口退税率对于出口产品增长率的影响并且进一步区分了这种影响在不同贸易方式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出口退税率的下调对于受影响的处理组商品出口增长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同时，在将贸易方式分为一般贸易、进料加工贸易和来料加工贸易三种方式的情况下我们发现出口退税率的变动对于一般贸易产品出口的影响要显著大于进料加工贸易，前者增速的下降幅度为后者为，而对于来料加工贸易的产品，出口退税率的变动则基本没有影响。

　　加工贸易一直在中国的贸易总额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甚至一度超越一般贸易成为中国贸易的主要形式，除了国家特有的扶持政策以外本文的结论表明近年来中国出口退税率的连续、大范围下调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一般贸易的相对出口成本间接起到了鼓励加工贸易的作用。加工贸易的增加一方面造成了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即出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低于非出口企业；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的出口品价格低于内销价格造成价格“倒挂”现象。更进一步，由于“两头在外”的特点过高的加工贸易比重还会增加中国整体贸易受国际市场影响的风险。尽管退税政策不是影响加工贸易比重的唯一因素但在加工贸易已经占据中国贸易半壁江山的现实情况下，我们认为更为中性和无偏的新型出口退税政策体制应成为国家现实的考虑。具体来讲，在加工贸易中，进料加工贸易占据着绝对的份额如果能够取消进口中间品相对于国产中间品的税收优惠措施，那么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将更为平衡同时这种进口中间品国内替代率水平的提高，还会增强加工贸易的产业辐射能力，起到优化国内产业结构的作用进而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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