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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从政府发展战略的视角，研究中国城市化滞后、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结果发现，旨在鼓励资本密集型部门优先发展的政府战略，造成城市部门就业需求的相对下降，进而延缓城市化进程，农村居民不能有效地向城市转移，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以技术选择指数作为政府对资本密集性部门政策倾斜程度的度量指标，利用１９７８—２００８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还发现，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Ｕ型规律。

　　关键词：发展战略；重工业；城市化；城乡收入差距

　　一、引言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和城市化滞后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两大重要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乡收入比由１９８５年的２．１上升至２００９年的３．３，上升幅度超过５０％。如果把实物性收入和补贴都算作个人收入的一部分，中国可能属于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列。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进程远远滞后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进程。２００９年，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为１０．３％，但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却依然高达５３．４％。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恶化的原因何在？城市化水平为何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与城市化滞后的关系是什么？本文试图基于中国的现实数据，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个逻辑一致的解释。

　　关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文献汗牛充栋，大量研究都表明，城市偏向的政府政策是城乡收入差距快速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陆铭和陈钊将引起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归结为城乡分割的行政管理制度、城市偏向型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陈斌开等人的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与城市偏向的教育经费投入政策有很大关系。同时，政府农副产品价格控制、不合理的税费负担、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歧视性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等城市偏向型政策，也是城乡收入扩大的重要影响因素。然而，为什么政府要推行城市偏向型的歧视性政策？

　　林毅夫等人的研究发现，中国众多城市偏向型政策都根源于政府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蔡昉和杨涛以及Ｋａｎｂｕｒ和Ｚｈａｎｇ等人的研究也发现，这一战略及其衍生的一整套政府干预政策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林毅夫和刘明兴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战略与城乡消费差距二者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直接影响本地区的城乡消费差距。林毅夫和刘培林利用跨国数据，实证检验了发展战略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发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导致更高的收入不平等。遗憾的是，这些文献都没有对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影响收入差距的机制进行深入探讨。本文基于１９７８—２００８年中国２９省市自治区的纵列数据样本，不仅着力于研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主要是指政府优先发展钢铁及其它金属冶炼、汽车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采矿、石油化工、电力生产等资本密集型重工业。

　　政府发展战略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还将进一步分析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影响收入差距的机制。我们认为，如果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将导致城市就业需求的相对下降，进而延缓城市化进程。与此同时，城市吸纳劳动力的减少将导致农村居民无法有效向城市转移，在土地规模报酬递减的经济约束下，这意味着农村收入水平下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虽然Ｌｉｎ和Ｃｈｅｎ从理论上对上述机制进行了分析，但尚未有文献对这个理论框架展开实证研究。本文将在综述理论文献的基础上，从实证角度系统地研究政府发展战略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并分析其核心作用机制———城市化。

　　现有城市化研究的文献主要强调城市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侧重于分析城市化、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城市化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则相对关注较少。

　　陆铭、陈钊研究了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城市化推进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化水平滞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偏向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他们还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了城市偏向型政策持续存在的原因。然而，现有文献尚未对这些政策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认为，政府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中国城市化滞后、城乡收入差距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影响中国城市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与政策措施（如户籍制度等）都内生于这一发展战略。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政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有其特定的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在战争威胁尚未完全消除的国际大环境下，国防建设是关乎国家兴衰存亡的重要问题，大力发展与国防密切相关的重工业产业有其历史的合理性。然而，重工业优先发展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国内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在结构上的紧张关系，进而影响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城乡收入分配。

　　二、发展战略、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理论假说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西方国家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的背景下，为了国防等方面需要，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然而，重工业的核心特征是资本需求大，劳动需求少，这与中国劳动力富余、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特征不匹配。经典国际贸易理论表明，发展重工业不符合当时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因此，重工业产业难以在市场经济的方式下发展起来，要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就必须通过政府干预的方式来进行。在劳动力市场上，由于重工业吸纳劳动力较少，城市就业压力很大。

　　为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维护社会稳定，同时考虑到农业对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政府通过建立城乡隔绝的户籍管理制度，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

　　在１９５４年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宪法中，公民依然享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然而，随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快速推进，居民城乡间自由迁徙的权利被逐步取消。

　　１９５５年６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全国城市、集镇、乡村都要建立户口登记制度，开始统一全国城乡的户口登记工作。在“赶英超美”的１９５６年和１９５７年，国家连续颁发９个限制和控制农民流入城市的文件。自１９５８年开始“大跃进”后，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管制，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１９７５年修改宪法，正式取消有关迁徙自由的规定，建立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

　　重工业企业高度资本密集的特征决定了其吸纳就业能力的有限性，不仅无法带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甚至连城市居民就业都无法保证。在此背景下，政府不得不向受保护的国有企业安排冗员，以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然而，仅依赖国有重工业企业难以解决农业社会加速工业化进程中大规模的城市就业问题，为此，中国政府从１９５０年代中期开始，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式不断把城市人口转移到农村。②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推行过程中，有近两千万青年劳动力以这种方式转移到了农村。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的这种逆向的城市化运动，对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重工业优先发展直接导致城市就业吸纳能力的下降，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导致中国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同时，由于重工业企业不符合本国比较优势，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重工业企业无法获得正常利润，缺乏自生能力，其生存只能依赖政府补贴，也就难以有效地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产业集聚。在这种情形下，城市最核心的优势———在生产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基础上形成的规模经济———基本丧失，城市的“向心力”小于“离心力”，城市化进程缓慢。改革开放以来，这两种作用机制依然持续存在，但由于不同地区受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影响程度不同，其城市化进程也有所差异。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中国城市化进程受阻，这意味着农村人口难以向城市转移，造成大量劳动力不得不滞留农村。然而，农业生产依赖于土地，土地的基本经济特性是规模报酬递减，当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时，土地的边际产出和平均产出必然下降，农村的平均收入水平也将因此而下降，这正是刘易斯二元经济的基本逻辑。因此，城市化进程缓慢将导致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下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还可能通过其他渠道影响到城乡收入差距。首先，因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形成的城乡分割行政管理制度，阻碍了农村居民向城市转移，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其次，计划经济时期为支持城市重工业发展所形成的一整套城市偏向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持续的负面影响。这些由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衍生的制度和政策，由于其可持续性，对中国当前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存在长期的影响。

　　从以上理论分析中可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城市吸纳就业能力的相对降低，延缓城市化进程；同时，由于重工业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无法有效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发展，城市规模经济特性难以发挥，产业集聚无法形成，进一步阻碍了城市化。城市化水平降低将导致农村居民无法有效地向城市转移，农业从业人员增加，农村收入水平下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由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衍生的一系列城市从这个逻辑而言，农村收入水平提高不可能完全依赖于农业，土地规模报酬递减特性决定农业难以支撑经济的持续增长，这被认为是前工业化社会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的重要原因，即经济增长的“马尔萨斯陷阱”。

　　偏向型制度和政策，进一步恶化了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可供检验的理论假说：

　　假说１：重工业优先发展程度越大，城乡收入差距越大。

　　假说２：重工业优先发展程度越大，城市化水平越低。

　　假说３：城市化水平越低，城乡收入差距越大。

　　三、指标构建和实证模型

　　考虑到中国各地区受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影响程度不同，本文将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说１至３进行实证检验。要对上述假说进行验证，首先必须为发展战略寻找一个合理的度量指标。Ｌｉｎ和Ｌｉｕ构造了一个技术选择指数（ＴＣＩ）来度量重工业优先发展程度。其基本思想是：一国的禀赋结构决定了该国的最优产业结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对最优产业结构的扭曲，从而，产业结构的扭曲程度可以作为发展战略的一个合理度量指标。ｔ时期ｉ地区的技术选择指数（ＴＣＩｉｔ）定义如下：ＴＣＩｉｔ＝ＡＶＭｉｔＧＤＰｉｔＬＭｉｔＬｉｔ（１）其中ＡＶＭｉｔ是指ｔ时期ｉ地区工业增加值；ＧＤＰｉｔ是指ｔ时期ｉ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ＬＭｉｔ是指ｔ时期ｉ地区工业就业人数；Ｌｉｔ是指ｔ时期ｉ地区总就业人数。

　　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战略违背比较优势，那么其技术选择指数（ＴＣＩｉｔ）将比符合比较优势的经济体大。这是因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的工业部门资本更为密集，吸纳劳动力相对较少，方程（１）的分母会更小。

　　同时，若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政府为了解决优先发展部门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需要通过信贷补贴和压低投入品价格来支持这些企业，并给予这些企业垄断地位，使它们能对其产品制定很高的价格。上述政策措施会导致一个更大的工业增加值（ＡＶＭｉｔ）。因此，对于那些发展战略违背比较优势的地区来说，（１）式的分子会更大。这样，在收入水平和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技术选择指数（ＴＣＩｉｔ）对最优技术选择指数（ＴＣＩｉｔ）的偏离可以用来作为一个地区重工业优先发展程度的度量（ＴＣＩｉｔ），即：ＤＳｉｔ＝ＴＣＩｉｔ－ＴＣＩｉｔ（２）经济体遵循比较优势，则ＤＳｉｔ＝０。如果实际的ＴＣＩｉｔ高于（低于）最优水平，则ＤＳｉｔ＞０（＜０）。ＤＳｉｔ的绝对值衡量了实际的产业／技术选择与符合比较优势的最优产业／技术选择之间的偏离。在中国，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基本特征是，通过政府保护或补贴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所以本文计量分析仅考虑ＤＳｉｔ＞０的情形。这种情况下，ＤＳｉｔ就进一步演变为：ＤＳｉｔ＝ＴＣＩｉｔ－ＴＣＩｉｔ（３）然而，在现实数据中，我们只能观察到实际技术选择指数（ＴＣＩｉｔ），却观察不到最优技术选择指数（ＴＣＩｉｔ）。Ｌｉｎ和Ｌｉｕ采用泰勒展开法，对最优技术选择指数进行了处理。假设最优技术选择指数ＴＣＩｉｔ＊为常数，则最优技术选择指数进入回归方程的常数项，使得估计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影响成为可能。然而，在某些情形下，ＴＣＩｉｔ为常数的假设条件偏强。鉴于此，本文尝试对该假设进行放松，以考察估计结果对模型假设的稳健性。具体地，我们分别考虑以下三个假设。

　　假设１：最优的技术选择指数ＴＣＩｉｔ，为一个正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