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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２：最优的技术选择指数ＴＣＩｉｔ，在给定时间点上，为一个正常数。

　　假设３：最优的技术选择指数ＴＣＩｉｔ，在给定时间点和给定区域上，为一个正常数。

　　假设１与现有文献相一致，假设ＴＣＩｉｔ为一个正常数，即所有样本的最优技术选择相同。假设２是对假设１条件的放松，允许ＴＣＩｉｔ＊在不同时点上取不同的值，即样本在同一时点上的最优技术选择相同。假设３则是对假设２的进一步放松，允许ＴＣＩｉｔ在同一时点和不同区域上取不同的值，即样本在同一时点和同一区域内的最优技术选择相同。

　　基于经济发展战略的度量指标，本文构造的基准线性计量模型如下：Ｙｉｔ＝Ｃ＋αＤＳｉｔ＋βＸｉｔ＋εｉｔ（４）在（４）式中，Ｙｉｔ代表被解释变量，Ｃ为常数项，εｉｔ是残差项，ＤＳｉｔ为重工业优先发展程度的度量，α为待估计系数，Ｘｉｔ为控制变量，β为这些变量的系数。如前文所述，重工业优先发展程度ＤＳｉｔ由真实技术选择指数（ＴＣＩｉｔ）对最优技术选择指数（ＴＣＩｉｔ）的偏离程度决定，即ＤＳｉｔ＝ＴＣＩｉｔ－ＴＣＩｉｔ。从而计量模型可以写为：Ｙｉｔ＝Ｃ＋α（ＴＣＩｉｔ－ＴＣＩｉｔ）＋βＸｉｔ＋εｉｔ＝Ｃ＋αＴＣＩｉｔ＋βＸｉｔ－αＴＣＩｉｔ＋εｉｔ（５）估计（５）式的难点在于ＴＣＩｉｔ是不可观测的，这是计量中常见的缺失变量问题（ｏｍｉｔｔｅｄｖａｒｉａｂｌｅ），如果忽略缺失变量，而对计量方程直接进行回归，可能带来α估计的不一致性。本文将基于不同假设，对最优技术选择指数进行处理，以验证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在假设１满足的情形下，αＴＣＩｉｔ为常数，从而可以与常数项Ｃ合并，计量模型为：Ｙｉｔ＝Ｃ１＋αＴＣＩｉｔ＋βＸｉｔ＋εｉｔ（６）在假设２满足的情形下，αＴＣＩｉｔ是时间的函数，我们引入时间虚拟变量Ｄτ，以控制最优技术选择指数变化的影响。计量模型为：Ｙｉｔ＝Ｃ＋αＴＣＩｉｔ－αＴＣＩｔ＋βＸｉｔ＋εｉｔ（７）Ｙｉｔ＝Ｃ２＋αＴＣＩｉｔ＋ΣＴ－１τ＝１γｔＤτ＋βＸｉｔ＋εｉｔ（８）其中，γｔ＝Ｃ－αＴＣＩｔ－Ｃ２，若τ＝ｔ，则Ｄτ＝１，否则Ｄτ＝０。从而，在假设２满足的前提下，我们可以通过引入时间虚拟变量Ｄτ，以一致地估计α。

　　在假设３满足的情形下，αＴＣＩｉｔ同时是时间和区域的函数。根据中国资源禀赋的分布，我们将中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并假设各区域内部在给定时间点上的最优技术选择指数是相同的。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我们引入区域虚拟变量Ｄｓ，以控制最优技术选择指数随区域变化的影响。计量模型为：Ｙｉｔ＝Ｃ＋αＴＣＩｉｔ－αＴＣＩｊｔ＋βＸｉｔ＋εｉｔ（９）Ｙｉｔ＝Ｃ３＋αＴＣＩｉｔ＋ΣＴ－１τ＝１Σ２ｓ＝１γｊｔＤτ×Ｄｓ＋βＸｉｔ＋εｉｔ（１０）其中，ｊ＝１，２，３分别代表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γｊｔ＝Ｃ－αＴＣＩｊｔ＊－Ｃ３。若τ＝ｔ，则Ｄτ＝１，否则Ｄτ＝０；若ｓ＝ｊ，则Ｄｓ＝１，否则Ｄｓ＝０。从而，在假设３满足的前提下，我们可以通过引入时间虚拟变量Ｄτ和区域虚拟变量Ｄｓ，一致地估计α。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利用模型（６）、（８）、（１０）式分别估计假设１、假设２和假设３条件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城市化、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四、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检验

　　基于上文构建的技术选择指数，本部分利用１９７８—２００８年中国２９省市自治区的纵列数据样本，对发展战略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为检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我们构建以下为城乡收入差距，ＤＳｉｔ为重工业优先发展程度的度量，α是我们关心的待估计系数。按照理论推断，重工业优先发展程度越大，城乡收入差距越大，我们预期α为正值。Ｘ为其他控制变量，β是这些变量的系数。基于现有文献，本文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变量，具体如下。

　　经济发展程度。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程度紧密相关，库兹涅茨通过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变化的统计研究，发现一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Ｕ型”过程。为检验库兹涅茨“倒Ｕ型”假说在中国是否成立，我们在模型中引入人均真实ＧＤＰ（ｒｅａｌｐｅｒｇｄｐ）及其平方项（ｇｄｐ２）。如果该假说成立，那么，人均真实ＧＤＰ系数的符号应该显著为正，而其平方项的符号应该显著为负。

　　国有企业比重。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一个最为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经济的非国有化。非国有单位就业份额的上升是由城镇地区国有企业非国有化和农村地区乡镇企业发展造成的。乡镇企业的发展有效地吸纳了农业剩余劳动力，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城镇地区的非国有化改变了城镇部门的工资决定方式，非国有部门的人力资本边际回报往往高于国有部门，提高了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因此，所有制结构变迁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净影响，要通过实证结果来估计。我们以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占职工总人数的比重来度量该地区经济国有化程度，记为ｓｏｅ＿ｒａｔｉｏ。

　　经济开放程度。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２０１０年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已经超过了７０％，大大推动了中国制造业以及与贸易相关服务业的发展。由于贸易相关产业集中在城镇地区，主要有利于提高城镇居民收入，因此我们预期经济开放程度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本文使用贸易依存度（进出口总额／ＧＤＰ）度量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记为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政府行为。中国地方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实行收入再分配的主体，同时也直接影响初次分配。陆铭和陈钊考察了政府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由于地方政府以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因此地方财政支出可能带有城镇倾向，地方财政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越高，城镇地区从地方政府支出中所得的好处越多，城乡收入差距就越大。①本文使用政府财政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来衡量政府在地方经济中的重要程度，记为ｇｏｖｅｘｐ＿ｒａｔｉｏ。最后，考虑到各地区初始不平等程度可能对该地区后期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持续的影响，我们还控制了各地区１９７８年的不平等程度（ｉｎｃ＿ｒａｔｉｏ１９７８）。

　　（一）基准回归

　　我们首先利用最小二乘法（ＯＬＳ）对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估计。为考察不同假设条件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分别汇报了（６）、（８）、（１０）三个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不同模型设定下，发展战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始终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高度显著为正。这个结论支持了我们的理论假说１，即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导致更高的城乡收入差距。在不同最优技术选择指数假设条件下，发展战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稳健的，说明最优技术选择指数假设对本文结果没有根本性的影响。但是，在不同假设条件下，ＴＣＩ系数存在明显差异，说明最优技术选择指数假设会影响到定量的系数估计值。比较不同假设条件下的系数估计值可见，不考虑最优技术选择指数时间和区域差异前提下（模型１）的回归系数最大，而同时考虑其时间和区域差异前提下（模型３）的回归系数最小，说明各地区最优技术选择指数与真实技术选择指数可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个结果是符合直觉的，１９７８—２００８年间中国禀赋结构升级较快，根据比较优势理论，最优技术选择指数也会随时间而变得越来越大，不考虑最优技术选择指数的时间变化会导致ＴＣＩ回归系数的高估；同样，即使在同一时间，中国区域间禀赋结构也存在差异，东部资本更为充裕，中部劳动力比较充足，而西部则自然资源丰裕，这会导致各地区比较优势不同，不考虑禀赋结构差异也会导致回归系数高估。

　　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人均真实ＧＤＰ及其平方项系数都与库兹涅茨“倒Ｕ型”假说预测相反（除模型１外），说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发展不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规律。相反，与陆铭等人的发现相同，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Ｕ型规律，即城乡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发展先下降后上升。从模型３的回归系数中可以计算出Ｕ型曲线的顶点为人均ＧＤＰ达４．８５万元／年，在所有样本中，只有３个样本点超过这个点，即绝大部分样本点都位于Ｕ型曲线的下降阶段。换而言之，目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基本都处于随着经济发展而下降的阶段。陈斌开和林毅夫对这个现象提供了一个理论解释：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城市部门对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城市部门转移，农业部门人均土地不断增加，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也相应增加，城乡收入差距下降。这个结果似乎与我国整体经济增长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上升的现象相矛盾。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与众多城市偏向型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有关，包括城市偏向的教育经费投入政策、农副产品价格管制、不合理的税费负担、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歧视性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政策等。这些歧视性政策直接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但这些因素难以在时间序列计量模型中得到有效的控制。然而，若城市偏向型政策在各地区间是相近的，则当我们在计量模型中控制时间因素的影响后，就可以看到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动趋势。换言之，当这些城市偏向型政策消除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将随着经济发展而下降。这也是在没有控制时间因素的情形下（模型１）城乡收入差距与人均ＧＤＰ呈现“倒Ｕ型”关系的原因。这个实证结果的政策含义在于，经济发展并不会让城乡收入差距自然地扩大或弥合，政府选择合适的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政策，才能真正有效地缓解中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现状。

　　在其他控制变量中，经济开放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为正，这说明对外贸易主要有利于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经济开放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政府行为显著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地方政府支出占ＧＤＰ比重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大，说明政府财政支出主要是城市偏向的，这种城市偏向的投入政策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国有企业比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市场化不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总之，实证结果很好地支持了本文的理论假说１：重工业优先发展程度越大，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当控制了时间趋势因素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Ｕ型规律，即城乡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发展先下降后上升。经济开放和城市偏向的政府干预将导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但国有企业比重对收入分配没有显著影响。

　　（二）稳健性检验

　　本节对模型的主要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最优技术选择指数假设３对模型的约束最松，也更符合现实，稳健性检验均基于假设３。考虑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未必表现在当期，其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效应，同时为缓解反向因果的可能性，第１列和第２列分别报告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和滞后三期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中不难看出，滞后的技术选择指数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依然高度显著，说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是持续的；同时，滞后一期技术选择指数的回归系数大于基准回归情形（模型３），说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滞后影响可能更为重要。为控制经济周期因素的影响，第３列汇报了经五年平均后的回归结果，发现ＴＣＩ的系数依然高度显著，且回归系数大于基准回归，进一步说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收入分配的长期负面影响更大。为检验模型设定是否会影响到本文的实证结果，第４列和第５列分别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发现回归结果依然稳健，说明模型设定对本文结果没有根本性影响。在ＴＣＩ的构造中，我们使用了从业人员数据，但从业人员统计数据可能存在较大误差，导致ＴＣＩ的测量误差，将使回归系数低估。在中国就业统计中，下岗职工和农民工就业是统计误差的重要来源，一般认为，这种统计误差在２０００年以后趋于缩小。为考察测量误差的可能影响，模型６使用２０００年以后样本进行回归，发现ＴＣＩ的系数依然高度显著为正，且回归系数比基准模型（第３列）大大提高，这说明测量误差可能是很重要的，它导致基准模型低估了ＴＣＩ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后，由于城乡之间在生产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异，以及政府对工农业产品相对价格一直存在扭曲性干预，收入差距未必能真实反映城乡之间生活水平间的差异，模型７采用城镇家庭人均消费水平和农村家庭人均消费水平之比作为城乡差距的度量，以检验实证结论的稳健性。结果发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城乡消费差距显著扩大。

　　在其他控制变量中，人均ＧＤＰ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呈现非常稳健的Ｕ型规律，说明库兹涅茨“倒Ｕ型”假说在中国不成立，这意味着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并非经济发展的结果，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无法自动弥合城乡收入差距。对外开放和城市偏向的政府干预将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但国有企业比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则是不确定的，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由此可见，本文主要结论对模型设定、测量误差、城乡收入差距度量、技术选择指数的滞后效应都是稳健的。

　　(三）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形成与工具变量回归

　　技术选择指数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一个代理变量，但它本身也是政府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结果，可能是具有内生性的变量，技术选择指数的内生性可能导致ＯＬＳ回归结果产生偏误。首先，如前文所述，技术选择指数可能存在测量误差，这将导致ＯＬＳ回归结果低估技术选择指数的影响。其次，可能存在某些同时影响技术选择和收入差距且不可观察的遗漏变量（如地方政府激励机制等），遗漏变量对回归系数的影响取决于该变量与技术选择指数的相关性，需要通过实证来检验。为尽量缓解内生性问题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同时检验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本节将引入工具变量，并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

　　如前文所指出，我国各地区的技术选择指数与该地区历史上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程度有关，因此，历史上的重工业布局是当期技术选择指数的一个潜在工具变量。新中国在建国以后就开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然而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深远的是从１９６４年开始的“三线建设”，因为其重工业布局直接影响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经济发展。１９６４年到１９７８年，在中国中西部的十三个省、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备战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称为“三线建设”。它历经三个“五年计划”，投入资金２０５２亿元，投入人力高峰时达４００多万，安排了１１００个建设项目，对以后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谓“三线”的范围，一般概念是指由沿海、边疆地区向内地收缩划分三道线。

　　一线指位于沿海和边疆的前线地区；三线则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西部省区及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的后方地区，共１３个省区；二线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带。其中，川、贵、云和陕、甘、宁、青俗称“大三线”，一、二线的腹地俗称“小三线”。根据当时中央有关文件，从地理环境上划分的三线地区是：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这一地区位于我国腹地，离海岸线最近在７００公里以上，距西面国土边界上千公里，加之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山脉作天然屏障，在备战的特定形势下，成为较理想的战略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