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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指出的是，“三线建设”时期的产业布局并非导致当前各地区产业结构偏离最优产业结构的唯一因素。陆铭和欧海军研究了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和就业弹性的影响，陈斌开和林毅夫强调金融抑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本文则主要刻画历史条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与现有文献形成互补。对于当前产业结构扭曲影响因素的全面分析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可以看出，“三线建设”省份的技术选择指数大大高于非“三线建设”地区，说明“三线建设”导致了部分地区重工业优先发展程度高于其他地区，中国各地区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程度与“三线建设”的历史高度相关。中国“三线建设”的目的在于防御外敌入侵，而６０年代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苏联、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因此，重工业部门一般选址在离三者都比较远的地方，如四川、贵州、云南等地。从而，本文使用“离受威胁边境最短距离”，作为技术选择指数的一个工具变量。“离受威胁地最短距离”定义为各地区省会城市离北部边界线、东部海岸线或南部海岸线的最短距离描述了“离受威胁地最短距离”与１９７８—２００８年间平均技术选择指数的关系。

　　五、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机制与分析

　　上文研究发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影响因素，本部分将进一步检验其核心影响机制———城市化进程。为全面刻画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城市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逻辑关系，本部分首先研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然后在此基础上研究城市化进程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

　　（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城市化

　　理论分析表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导致城市吸纳就业能力的相对下降，以及城市化水平的相对下降；同时，由于重工业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无法有效地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发展，城市规模经济特性难以发挥，产业集聚难以形成，进一步阻碍了城市化。为检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城市化的影响，我们以城镇从业人数占总从业人数比例，作为城市化水平的度量，构造计量模型如下：ｕｒｐｏｐ＿ｒａｔｉｏｉｔ＝Ｃ＋αＤＳｉｔ＋βＸｉｔ＋εｉｔ（１２）在（１２）式中，ｕｒｐｏｐ＿ｒａｔｉｏｉｔ为ｔ时期ｉ地区的城市化水平，ＤＳｉｔ为重工业优先发展程度的度量，Ｃ为常数项，εｉｔ是残差项，α是我们关心的待估计系数。按照理论推断，重工业优先发展程度越大，城市化水平相对越低，我们预期α为负值。与计量模型（１１）相同，Ｘ为其它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程度、国有企业比重、对外开放程度、政府城市偏向的干预程度和初始城市化水平等，β是这些变量的系数。

　　模型１至３分别在理论假设１至３的条件下，对计量模型（１２）进行了估计。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在不同假设条件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城市化水平影响都显著为负，这个结论很好地支持了本文理论假说２，即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导致相对更低的城市化水平。为检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否存在滞后效应，同时缓解技术选择指数内生性问题，第４列报告了所有解释变量滞后１期的回归结果；为检验实证结果对模型设定的稳健性，第５列和第６列分别报告了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使用滞后变量和不同计量模型对主要结果基本没有影响，说明本文结论是稳健的。

　　在其他控制变量中，经济发展程度与城市化呈现“倒Ｕ型”关系（除模型１外），“倒Ｕ型”曲线顶点出现在人均真实ＧＤＰ达５万元／年左右，说明中国目前还处于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化的过程中。国有企业比重对城市化的影响在大部分模型中显著为负，其可能原因包括，国有企业多为重工业企业，吸纳就业能力相对低，对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垄断，减少了城市就业渠道等。经济开放程度对城市化水平影响为正，说明对外开放有利于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其可能原因是国际贸易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使得农村居民能够不断向城市集聚，推动城市化进程。城市偏向的政府干预在所有回归模型中系数都为负，说明这一偏向不仅无法有效推动城市化，反而可能阻碍城市化进程。

　　（二）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

　　上节研究发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相对降低城市化水平，延缓城市化进程。

　　为全面刻画发展战略、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逻辑关系，本节将进一步研究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对理论假说３进行实证检验。为检验城市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我们构建计量模型如下：ｉｎｃ＿ｒａｔｉｏｉｔ＝Ｃ＋αｕｒｐｏｐ＿ｒａｔｉｏｉｔ＋βＸｉｔ＋εｉｔ（１３）与上文相同，ｉｎｃ＿ｒａｔｉｏｉｔ表示ｔ时期ｉ地区的城乡收入比，ｕｒｐｏｐ＿ｒａｔｉｏｉｔ表示ｔ时期ｉ地区的城市化水平，Ｘ为其他控制变量。若理论假说３成立，我们预期α为负值，即城市化水平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小。

　　报告了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回归结果。模型１为基准回归模型，基于混合最小二乘法对计量方程（１３）进行估计。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城市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城市化水平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小，很好地支持了本文理论假说３。为检验模型设定是否会影响实证结果，模型２和模型３分别使用固定效应（ＦＥ）模型和随机效应（ＲＥ）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发现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依然显著为负，说明基准回归结果对模型设定是稳健的。

　　考虑到城乡收入差距可能存在测量误差问题，模型４以城乡消费差距作为被解释变量，发现城市化水平的系数显著为负，且系数值变得更大了。模型５将所有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以考察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滞后影响，同时缓解城市化水平的内生性问题。回归结果表明，城市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说明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持续影响。

　　如前文所指出，城市化水平可能内生地决定于政府发展战略，模型６引入技术选择指数作为控制变量，以考察城市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净影响。比较模型６和基准回归结果（模型１）可以发现，在控制了技术选择指数后，城市化水平的回归系数依然高度显著为负，但系数值有所下降，说明发展战略和城市化是高度相关的，在控制了政府发展战略后，城市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净影响有所下降。同时，技术选择指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可能说明了发展战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渠道不限于城市化，由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衍生的一系列制度、政策（如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城市偏向型教育经费投入政策等），都有可能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这也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

　　在其他控制变量中，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Ｕ型规律，与库兹涅茨假说相反。对外开放程度和城市偏向的政府干预将导致城乡差距扩大，国有企业比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依然不稳健，与表１回归结果一致。

　　总体而言，本部分的实证研究表明，政府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将导致城市化水平的相对下降，城市化水平的相对下降将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实证结果很好地支持了本文理论假说２和假说３。

　　六、结束语

　　本文利用中国１９７８—２００８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发展战略、城市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导致城市化水平的相对下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重工业企业的基本特性是资本密集度高、就业吸纳能力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条件却是资本稀缺、劳动力丰裕，在发展中国家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能在世界市场充分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导致工业部门吸纳就业能力的相对下降，城市化水平的相对降低，这解释了中国城市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进程的现实。在二元经济的现实条件下，城市化水平的相对下降，意味着大量劳动力不得不滞留农村，在土地规模报酬递减的现实约束下，农村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因此受阻，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工业部门就业需求下降，给城市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为维护社会稳定、缓解城市就业压力，政府不得不逐步建立了城乡隔绝的户籍管理制度，以控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为了支持城市重工业的发展，政府还建立了一系列城市偏向型的制度和政策，进一步阻碍了城市化进程，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逐步放弃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然而，本文实证研究表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中国当前城市化和城乡收入差距依然有着重要的影响。２０００年以来，中国重工业的比重又持续上升，服务业发展则趋于停滞。资本深化直接造成了中国近年来城市化进程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工资上升幅度跟不上劳动生产率提高等一系列现象。

　　目前，我国城镇化率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也落后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本文研究表明，城镇化滞后将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居高不下，改善城乡收入分配需要以推进城镇化为主要抓手。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更重要的是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本文研究表明，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关键在于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就业机会，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本文的实证研究还表明，库兹涅茨“倒Ｕ型”曲线在中国不成立，经济发展本身并不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因此也不能期待城乡收入差距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自动弥合。有效推动城市化，降低城乡收入差距，需要从发展战略和由此衍生的制度、政策入手。第一，大力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加快城市化进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二，鼓励多渠道多形式就业，提高城市就业吸纳能力。第三，加快城市部门改革，逐步放弃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第四，逐步放弃因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形成的一系列城市偏向的制度安排，包括城市偏向的教育经费投入政策和歧视性的社会福利政策等。“‘十一五’期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低于预期目标，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由６８．１％上升到７０．９％，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增长过快，结构节能目标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