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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lb:企业的官僚逻辑越强，对政策环境的关注 程度越低。
　　2.企业所有权的调节作用
　　在中国企业和制度环境的互动关系中，所有权 性质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国有企业在制度 寻租方面具有天然优势（Peng等,2004; Ralston等， 2006;Xin & Pearce，1996)。因此，在市场转型初期 时，私营企业往往通过戴上“红帽子”来解决私营身 份带来的关系和资源限制（Chen,2007; Nee，1992)。 随着市场改革的深人，国有企业获得的“特殊待遇” 逐渐减弱，但国有企业身份带来的政策倾斜，比如 补贴、信贷、税收和监管等各方面的优势，时至今日 仍然被学者和业界强调（W〇etzel，2008)。由于国有 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压力相对私营企业更小，在同 样市场化配置资源时，对制度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却 更低(Yiu等，2014)。换言之，制度支持可以使得国 有企业在大举进行研发投资、市场开发以及国际化 的同时，依然能承担政策环境方面的风险（Woetzel， 2008)。本研究假设市场逻辑对政策关注度的影响在私营企业中会表现得更强。因此，本文提出如下 假设：
　　H2a:企业性质对市场逻辑和政策关注度之间关 系起调节作用。特别地，市场逻辑对政策关注度的 正向影响在私营企业中高于国有企业。
　　由于国有企业享有政策保护伞,同样实施非市 场战略对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带来的安全感不同。 尽管国有企业近年来已经在改革过程中表现出越 来越多的市场活力，但仍然承担一定的政治和社会 任务，也因此有更高的合法性将资源配置于公共关 系等非市场战略上（Yiu等，2014)。对于私营企业 而言，实施官僚逻辑的潜在成本要大于国有企业， 因为建立关系、获取政策倾斜需要付出更多的资 源,忽略经营效率也需要承担更大的市场风险（Xin & Pearce, 1996)。继而，私营企业从官僚逻辑导向 的资源配置方式中获取的安全感要低于国有企业， 官僚逻辑对政策关注度的影响在私营企业中更加 显著。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b:企业性质对官僚逻辑和政策关注度之间关 系起调节作用。特别地，官僚逻辑对政策关注度的 负向影响在私营企业中低于国有企业。
　　四、研究方法
　　1.数据选择
　　本文选择了制药行业作为研究样本。由于 2009年国家层面启动了新一轮的医疗卫生体制改 革，使得本研究能够观察到企业对行业政策环境发 生较大变化时的关注。将样本集中在一个行业可 以控制行业间企业对政策环境的敏感度差异，不同 行业间政府干涉度不同，行业政策给企业施加的影 响也有差异（Lazzarini,2015)。本研究集中观察企 业对“新医改”这个大行业政策的关注，而不选择其 他细分政策，因为,“新医改”对整个行业都会产生影 响，从而避免企业对行业内细分政策领域的选择性关 注。最后新医改”政策2009年发布，本研究搜集了 2009-2013年深沪两市143家医药企业的数据，以观 察政策的持续影响，最终获得630个观测值?。
　　2.变量
　　⑴政策关注度。政策关注度通过对样本企业的 年鍵行文本分析获得。词频统计已经作为一种有效 的测量注意力的文本分析方法被诸多研究用来分析组 织或者高管对某个特定事物的关注(Maula等，2013)。
　　具体地，研究统计了年报中“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相关 词组出现的次数，包括“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医疗体制 改革”“医疗改革”和“医改”，最终政策关注度的测量 是这些词组出现的总和。
　　(2)市场逻辑和官僚逻辑。根据对市场逻辑 的定义，本研究参考刘海建（2012)对中国企业“红 色战略”的测量，选取了“营销投入”和“研发强度” 两个代理变量衡量企业重视市场力量的程度。具 体地，营销投入通过企业的销售收人占总营业收人 的比例测量，研发强度是企业开发支出占总营业收 人的比例。基于本研究对官僚逻辑以及其他研究 中对非市场逻辑的定义，通过“管理费用”和“营业 外支出”两个代理变量来测量企业的官僚逻辑，分 别为管理费用占总营业收人的比例和营业外支出 占总营业收入的比例。这两个指标体现了企业重 视经济效率和对非市场因素投人的程度（刘海建, 2012)0(3)企业所有权类型。本文通过一个哑变量 来区分企业所有权性质:〇为国有企业，1为私有 企业②。
　　(4)控制变量:研究中控制了企业年龄、企业规 模(员工人数）、高管团队(TMT)特征(平均年龄和平均任职时间）、企业绩效(ROA)、企业位置(东部沿海 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年份时间变量。
　　1.研究模型
　　本研究中因变量是一个统计个数，通过计数模 型进行分析。本研究首先采用泊松模型进行分析, 同时，为确保结论的稳健性,本研究在稳健性检验 中提供了另外一种常用的计数模型--负二项模 型的结果。
　　2.实证分析结果
　　表1中给出了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 系数。从表1中可以看出，政策关注度表现出一定 的差异性:最小值〇,最大值为32，平均值为2. 65。 表2为泊松回归的结果，其中，模型1仅放人了控制 变量，可以看出，企业年龄对政策关注度有负向显 著影响，而企业规模和髙管团队平均年龄对政策关 注度都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同时，两个地区虚拟变 量也都有正向的显著影响，说明相对于对照组东部 沿海地区，西部和中部地区更加强调政策的作用。 此外，本研究加人了四个年份虚拟变量以控制因变 量随时间变化的影响，结果指出，相对于企业在政 策发布当年(2009年），企业随后年份对该政策关注 会逐渐降低〇表2中模型2和模型3分别是对假设Hla和假 设Hlb的检验。市场逻辑的两个代理变量中，营销 投人对因变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P <0.001 )，而研 发强度回归系数虽然为正，但不显著。但在同时放 人了市场逻辑和官僚逻辑四个代理变量的模型4 中，研发强度也在P <〇.〇5的水平下显著。因此，假设Hla得到了部分支持。官僚逻辑的两个代理变量 中,营业外支出对政策关注度的回归系数为负，但 在模型3和模型4中不显著;管理费用的影响为负 并且在P <0.001的水平下显著。假设H2b也得到 了部分支持。
　　对于假设H2a和假设H2t的检验，在模型6 ~模 型9中进行。两个市场逻辑代理变量和企业性质 的交互项分别在模型6和模型7中不显著，因而， H2a没有得到结果的支持。而模型8和模型9的结 果支持了假设H2b，其中，营业外支出和企业性质的 交互项，管理费用和企业性质的交互项都在P <0.05的水平下显著，并且方向为正。这个结果意味 着，官僚逻辑对政策关注度的负向影响在国有企业 中表现得更强，因此，H2b得到了支持。值得注意的 是,在模型5中，企业所有权性质变量单独并不显 著，说明总体而言，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政策关注度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二者的差异仅体现在官 僚逻辑中。
　　5.稳健性检验
　　在得出结论之前，本研究对实证分析做了检验 以使结论更加稳健。泊松模型在数据具备分散均 衡（即均值等于方差)的情况下估计更为有效，但在 数据不具备此特征时，负二项模型估计的效度更高 (Cameron & Trivedi，2013) 0因此，本研究同时使用 负二项模型进行了估计，避免数据分布特征造成的 泊松模型估计结果的不稳健。结果如表3所示，从 中可见，主要结果和泊松回归结果一致。
　　五、研究结论及讨论 环境变化的关注程度。基于143家医药行业上市公 基于注意力基础观，本文分析了在宏观体制转 司五年的数据分析发现，市场逻辑导向的企业更关注和强调政策的变化;相反,官僚逻辑导向的企业 xf政策变化的关注更少。同时，市场逻辑对政策关 注度的影响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中没有显著差 异，但官僚逻辑的负面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 这些研究发现对中国等转型经济体企业管理的理 论和实践都有一些启示，并对未来研究方向提供了 借鉴。
　　0.理论贡献
　　首先,基于转型经济体的制度背景，本研究为 注意力基础观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观点和实 证发现。近十年来，注意力基础观获得了越来越多 的探索，但研究多集中在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下， 关于企业对政策环境关注程度的研究并不多 (Hung,2005)，鉴于制度环境在转型经济体中对商 业活动发挥的重要作用，本研究从企业对政策环境 分配的注意力出发，检验了“差异化的注意力”观 点，推进了企业如何分配其注意力资源这个议题。
　　其次，本研究从制度逻辑的视角丰富了制度视 角下有关转型经济体企业的研究。国家层面的制 度转型造成的组织在结构、文化和行为等方面的复 杂性是转型经济企业研究的重点之一（Nee，1992; Peng & Health, 1996)，本文从制度逻辑的视角去剖 析这种复杂性。同时，揭示了两种不同逻辑如何影 响企业在面临制度变化时的脆弱程度，进而影响其 对政策环境变化的关注程度。概括而言，转型经济 体中，企业层面的制度逻辑多样性是其注意力配置 多样性的来源之一。
　　最后，本研究探索了企业所有权性质在制度逻 辑对注意力配置关系中的调节机制。值得注意的结 果是，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差异仅表现在官僚逻辑 上,市场逻辑对企业政策关注度的作用并不因企业所 有权性质而异。换言之,市场化的国有企业同私营企 业一样强调政策环境对企业经营的影响，而官僚化的 私营企业却比国有企业的脆弱性更高。这个结果回 应了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性质的相关研究:一方面， 国有企业转型使其在资源和注意力配置方面更加市 场导向（Ralston等，2006);另一方面，“红帽子”仍然 给予了国有企业在非市场行为更多的安全感。
　　0.管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