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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基本的参数校正以及贝叶斯估计

　　本文模型中需要校准的参数分为两类:一类为模型内生变量的稳态值,另一类为刻画模型内生变量之间定量关系的结构性参数。在确定后者值的过程中,采用了贝叶斯估计。本文用全要素生产率TFP衡量技术水平,依据国内现有的TFP研究(郭庆旺、贾俊雪,2005;孙琳琳、任若恩,2005;李宾、曾志雄,2009),计算得到TFP增长率的年度均值为1.01608,假设技术按照复合增长率进步,求得技术增长率的季度均值大约为1.004,即为稳态Z。对于折现因子β,国内文献取值为0.984(杜清源、龚六堂,2005),本文亦取相同值。依据前述的均衡条件,得稳态无风险利率Rn为1.02。每期企业家的存活概率η为0.9728,该值来自于BGG(1999),由均衡时的稳态风险利率Rk(1.03),进一步得到外部融资的风险溢价S为1.012。根据1998～2006年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数据(孙天琦,2008),得到上述九年间资产负债率均值为0.6,求得稳态时总资产与净财富之比k/n为2.5∶1,进而得到外部融资溢价对总资产与净财富之比的弹性Χ为0.02。ε为零售商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大多数国内外文献的取值为11(Gilchrist和Saito,2006),依据均衡条件,稳态实际边际生产成本MC为0.91。杜清源、龚六堂(2005)将物质资本折旧率δ的年度值设定为10%,对应的季度值为2.5%。

　　稳态时社会总产出中居民消费、政府购买(政府消费)、投资以及贸易顺差占比(c/y、g/y、i/y、nx/y)是本文样本区间1995～2008年以支出法核算的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最终资本形成额以及服务与贸易净出口占比均值。计算得到稳态时投资与资本存量之比i/k为0.028,稳态的产出资本比y/k为0.072,劳动力的产出弹性α为0.20,与国内其他研究一致(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2004;黄赜琳,2005;李浩、钟昌标,2008;刘斌,2008),在上述研究中,α取值范围在0.2～0.8之间。θ测度劳动对效用的贡献度,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2004)在实际经济周期模型RBC分析中,测算了休闲对效用的贡献度和公共福利对效用的贡献度,确定其值分别为0.01和0.1,本文亦取θ=0.01。劳动力供给的弹性倒数γ的事后均值,并求得稳态的劳动供给H、资本k、消费c、投资i、政府购买g、贸易顺差nx、产出y以及净财富n。

　　部分参数的贝叶斯估计。参数贝叶斯估计法能将样本信息和非样本信息结合,使得参数估计值更贴近模型的经济含义。在设置先验概率分布时需要考虑参数的经济含义。表3是部分参数的贝叶斯估计结果。

　　三、模型估计结果的讨论

　　1.模型经济与实际经济特征比较

　　当经济同时受到五种正向冲击时,模型经济序列与实际经济序列的特征比较。从变量的波动性看,模型预测的投资和贸易波动性相对较大,其次是政府购买、居民消费以及就业等。总体看,模型经济变量的波动性大小及其排序均与实际经济特征较为接近。

　　从变量的波动持续性看,模型预测产出、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净出口、就业的波动持续性分别为0.83、0.70、0.70、0.94、0.94、0.76,实际经济中变量的波动持续性分别为0.85、0.75、0.80、0.82、-0.35、0.90。可见,除净出口的波动性与实际经济有差异之外,模型经济的大多数变量与实际经济一样均具有较高的波动持续性。从变量的顺周期性看,模型预测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净出口、就业与产出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3、0.46、0.87、0.88、0.30,实际经济变量与产出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9、0.82、0.21、0.15、0.31,这说明模型经济主要的宏观变量均是顺周期的,与实际经济相符。由以上分析可知,模型能较好地解释各个主要宏观变量的周期性波动特征,模型预测结果与实际经济较为接近,因此该模型可以用来刻画和解释中国宏观经济波动。

　　2.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冲击下宏观经济变量的脉冲响应下面利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方法对财政货币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进行具体分析。给出了宏观经济变量对货币财政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主要探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因而正文仅给出财政、货币政策冲击的一阶矩脉冲以及相应的分析结果。

　　从脉冲响应图中可以看到,货币政策方面,当中央银行提高利率即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时,将降低总需求,使得实际产出下降,从而导致劳动力供给(就业)相应减少,同时,总需求下降以及紧缩性货币政策带来的流动性收缩将会降低通货膨胀水平。消费则呈现当期增加而后下降的趋势,可能的解释是利率提高后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对消费的不同影响。投资下降原因是,利率提高使得融资成本增加,减少了投资需求,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由于预算软约束及激励机制等原因,国有企业对融资成本的变化并不敏感,实际上受利率变化影响最大的应当是民营企业的投资行为,总体来看,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的主要贷款对象是国有企业,因此,可以认为通过利率工具降低投资规模的效果在我国相对有限。随着投资水平等下降,社会资本存量将随之相应减少。利率变动对贸易顺差的影响可以忽略,事实上,中国长期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2005年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变动区间依然狭小,升值速度缓慢,汇率管理制中管制的成分似乎仍超过浮动成分,因此利率与汇率之间的抛补关系在我国并不完全成立,同时,由于我国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以及出口退税等优惠的外贸政策,使中国贸易顺差增长过快的势头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当前我国贸易顺差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2008年9月以来金融危机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影响日益凸显,降低了对中国的贸易需求,因此,总体来讲利率对我国贸易部门的影响几乎不存在。

　　财政政策方面,当政府的财政支出提高即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时,增加了总需求,实际产出将当期提高,劳动力供给(就业)和通货膨胀将随之增加。消费当期下降,表明政府支出对消费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通常情况下,我国政府采用发行国债和增加税收的手段来扩大政府支出规模,从而减少了个人对资源的占有和控制,减少了消费。同时,当前我国财政的基本职能还没有从行政型财政转向公共型财政,用于建设的财政资金扩大就必然导致用于居民消费的资金减少,从而也就必然间接地减弱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同时,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是以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为前提的,因而税赋过重所导致的民间投资与消费的减少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因此,积极财政政策实际上在增加政府收入、扩大政府投资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间消费。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年第11期政府支出增加使得投资水平呈现上升,说明财政政策对投资存在挤进而非挤出效应,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当前我国国债发行存在资产效应,政府发行国债的收入很大比例上用于支柱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而国债发行支持了减税让利政策,提高了企业留利水平,增加了企业投资的资金来源,促进了企业的投资活动。面向商业银行发行国债不会影响商业银行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而是会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政府筹集资金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不仅不会挤出民间投资,反而可以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增强投资者信心,刺激和带动企业投资。由于我国每年的全社会固定投资中,个体和私人经济投资所占的比重小,而占重要比例的国有企业,其投资行为通常是政策性导向多于市场导向,财政支出增加往往会带动相应国有部门企业的投资增长。另一方面,我国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政府支出增加引发的赤字水平引起的利率上升水平相对有限,企业融资成本所受影响不大,同时,作为我国投资主体的国有企业存在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对融资成本变化并不敏感。此外,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增加总需求(包括内需和外需两部分),即使存在利率水平提高或企业筹资成本提高的可能性,但随着需求增大,使企业产生一定的利润空间,企业外部的隐性成本下降,企业也会增加自主性投资,形成财政政策挤进效应。投资水平的增加必然会导致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财政政策对我国贸易部门的影响同样十分微弱,与货币政策效果相近,说明财政货币政策对贸易部门的影响较小,其主要作用体现在对国内消费、投资的影响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财政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上,可以发现,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冲击相比于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冲击,其效果几乎可以忽略,而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有一个较为明显的正向冲击。这说明在我国的政策实施过程中,货币政策处于相对从属的地位,其政策调整一般是与财政政策搭配使用的。近十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践表明,在当前经济危机发生以前,一般情况下,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时通常使用了相对稳健或从紧的货币政策,而不是双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以此来保持经济运行的稳定,避免过于宽松的经济政策带来经济过热。因此,从脉冲图中可以看到,当正向的财政政策冲击来临时,货币政策正向变动,利率小幅提高。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前我国经济深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政策特点是,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搭配,且呈现出调控的多目标性:第一,应迅速结束经济的下行阶段,力争短时期筑底企稳。第二,应为经济结构调整创造宽松的环境和有利的基础。第三,应为外贸企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缓冲和支持。

　　在此危机背景下,我国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搭配是适时且有效的,具有特殊的政策含义。

　　3.宏观经济变量波动的方差分解

　　脉冲响应函数并不足以完全刻画外生冲击对各宏观经济变量的相对重要性,而方差分解则提供了不同外生冲击相对贡献的度量。在考察了各种冲击单独的影响后,可以使用方差分解的方法分析各种不同外生冲击对主要变量波动影响及其相对重要性。给出了产出、居民消费、投资、政府购买、贸易顺差以及劳动力供给的方差分解。结果表明,30个季度内技术增长率冲击在大多数时间内解释了大部分的产出、消费波动、投资和一部分资本存量、贸易和就业波动;劳动力供给冲击对所有变量的解释度均在10%以下,解释能力有限;财政政策(政府支出)解释了大部分的政府支出以及一部分的产出、就业、消费和资本存量波动;货币政策冲击在大多数时间内解释了大部分的通货膨胀、就业波动和一部分的产出、消费和投资波动;对外贸易冲击则在短期内解释了大部分的贸易波动。整体来看,技术增长率冲击、政府支出冲击、货币政策冲击以及贸易冲击均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波动有着较为显著的解释度。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