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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构建了一个我国宏观经济的新凯恩斯主义垄断竞争且包含金融加速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型中涵盖了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五种外生冲击,即技术增长率冲击、政府支出冲击、劳动力供给冲击、国际贸易冲击以及货币政策冲击。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重点分析了其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产出、消费、投资、对外贸易以及就业等方面的影响程度和传导途径,模型进一步揭示了财政货币政策对于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性。

　　结合本文模型的结论,我们认为,在当前我国经济深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背景下,政府如何合理高效地运用宏观调控政策显得尤为关键。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财政货币政策的取向和力度是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十分重要的因素。2008年第4季度中国宏观经济的下行速度超出预期,为应对经济形势变化,中央政府开始全面进行政策转向。在扩张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回调的贸易政策以及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和4万亿元政府刺激计划的作用下,2009年的中国宏观经济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可谓一枝独秀。

　　这体现了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避免经济衰退方面的积极成效,对全球经济衰退环境中人们信心的提升也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需要看到的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指标改善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如果政府投资难以带动民间投资和国内需求,那么这种短期经济回升将由于缺乏持久的需求支撑而难以为继,也对我国后危机时代调整经济结构毫无意义。因此,仅从短期内避免经济衰退的角度来审视此次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转向,无疑是正确的、及时的,其政策效应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宽松的货币政策也间接导致了当前国内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的高企,对宏观经济稳定造成威胁)。应该承认,从中长期内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持久性,特别是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看,仅仅依靠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或者通过政府来主导经济行为显然是不够的,这种担忧具有其合理的经济学意义。事实上,在全球经济周期性调整之前,全球经济的失衡表现为美国过度消费和相应的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当这一增长过程结束后,美国消费下降引起中国外需下调,导致中国产能过剩,而国内需求提升又不可能在短期内替代外需,因此扩大投资支出便成为中国短期避免经济衰退政策的必然选择。从本轮全球经济调整的政策实践来看,许多国家同中国相似,都采取了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短期内中国经济政策效果明显的事实说明,一方面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转向决策及时,更重要的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需求下降时,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国家相对于多数西方国家更满足于实施宏观财政政策的经济条件,即储蓄大于投资的内部失衡特点。实际上,许多学者提出,中国高储蓄是由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所造成的,应当看到,发展中国家在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虽然其经济增长能获得外部需求拉动的动力,但同时也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的组成部分,部分失去了国民经济运行的特征,这使得发展中国家往往在全球化增长阶段对民生目标的调节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自主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全球经济周期性调整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的依靠弱化,此时采取针对民生问题所进行的政策调整,其效应会比全球经济增长时期更为明显。

　　具体而言,就财政政策方面,本轮积极财政政策是继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之后的第二次实施,支出重点集中于“三农”、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生态环境建设、灾后重建、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这里并不包含形成大规模生产能力的投资,也没有“两高一低”的投资,而是通过提高社会公共物品的供给,满足长期以来压抑的公共物品需求。这种政策既可以有效地缓解社会总体需求下降的趋势,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能够避免全球经济衰退所可能产生的社会动荡,其政策效应尽管可能在带动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方面的作用有限,但却避免了财政支出挤出民间投资的外溢效应。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将持续加深,全球经济增长乏力,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需求显著减少,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上升,人口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更为迫切等压力将更加突出。对此,财政政策的发展与改革方向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进行规划。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向保障和改善民生倾斜,推进有增有减的结构性税制调整,完善政府间财政关系以及转移支付制度,积极稳步推进财政管理改革以推进财政政策的科学化和精细化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关于货币政策方面,随着资本市场投资规模对国内经济发展影响的不断扩张,其影响力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调控与宏观经济稳定·17·已经逐渐开始影响总需求层面,特别就当前来看,我国房地产价格在2009年下半年以来的快速增长已经对刚刚企稳的宏观经济提出了新的问题与新的挑战,而同时,金融国际化步伐的加快,国际贸易和国际资金进出对国内流动性的波及日益显著,汇率变化对国际贸易和国际资金的反作用影响国内经济,这些都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货币政策实践的历史来看,现代金融和银行体系的不断演变和发展使得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越来越强,中央银行已越来越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控制货币的供给,这意味着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将不得不从传统的货币供给转向利率。结合各国货币政策发展经验以及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利率这一价格型政策工具必将成为我国货币政策工具中十分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然而,现实是我国在长期利率管制下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经济杠杆作用,因此,应当继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金融机构利率为“价格”的利率有机体系,这对于中央银行运用利率工具提高金融调控的有效性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我们还要注意政策的协调性,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组合,在国内宏观经济面临不利的外部环境的情况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达到收入效应、支出效应、扩张效应,稳定宏观经济,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同时,新的政策搭配是为宏观调控市场化服务的,应当适应新的国际经济环境和中国经济面临全球化的问题。全球性金融危机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组合效应的发挥还要注重相关制度建设,理顺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的关系,在制度上保障财政货币政策之间传导机制的通畅,优化选择二者的组合效应方式,实现调控的动态性与市场化取向,从而顺利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调整经济逐步走出困境,实现保持经济增长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卞志村:《泰勒规则的实证问题及其在中国的检验》[J],《金融研究》

　　[2]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什么造成了经济增长的波动,供给还是需求?———中国经济的RBC分析》[J],《世界经济》

　　[3]杜清源、龚六堂:《带“金融加速器”的RBC模型》[J],《金融研究》

　　[4]郭庆旺、贾俊雪:《财政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分析》[J],《公共经济评论》

　　[5]郭庆旺、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J],《经济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6]厉以宁、秦宛顺等:《中国对外经济与国际收支研究》[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7]李众敏、吴凌燕:《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基于全球贸易分析模型的初步评估》[J],《世界经济》

　　[8]刘凤娟、王耀中:《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9]裴平:《汇率并轨对改善我国进出口状况的效用》[J],《经济研究》

　　[10]魏巍贤:《人民币升值的宏观经济影响评价》[J],《经济研究》

　　[11]谢建国、陈漓高:《人民币汇率与贸易收支:协整研究与冲击分解》[J],《世界经济》

　　[12]伊藤隆敏、彼德·伊萨德、史蒂文·西门斯基等:《汇率变化及其对亚太经合组织地区贸易和投资的影响》[M],中国金融出版社,

　　[13]殷德生:《中国贸易收支的汇率弹性与收入弹性》,《世界经济研究》

　　[14]张斌、何帆:《货币升值的后果———基于中国经济特征事实的理论框架》[J],《经济研究》

　　[15]张静、成思危、汪寿阳:《均衡汇率以及与中国进出口的影响研究》[M],科学出版社,

　　[16]郑玉歆、樊明太:《中国CGE模型及政策分析》[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