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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充当了金融加速器(Bernanke，GertlerandGilchrist，1996)的角色，会计准则中的公允价值计量在金融危机中饱受诟病(王守海等，2009)，其通过资本监管、风险管理和心理反应这三个机制传导，催生了严重的顺周期效应(黄世忠，2009)。但我们认为，新会计准则对资本市场和金融波动的影响绝不仅限于公允价值的运用，更多潜在的影响是通过企业针对准则变革采取的相应财务行为带来的。这些财务行为或力求在运营中规避新会计准则对报表带来的不利影响，或利用准则变革制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新契机。理性投资者的判断和非理性投资者的“羊群效应”带来了新会计准则的顺周期影响。

　　描述了2005年1月4日至2009年11月26日五年间我国沪深两市指数大幅波动表现与新会计准则变革事件时间点的对照图，2005年6月2日至9月23日间为准则征求意见稿发出阶段，到2006年2月15日准则正式颁布之前，指数表现都相对平稳。准则正式实施的日期为2007年1月1日，而沪深指数在2007年下半年达到历史最高点，随即又面临了快速下跌和一个相对缓和的上扬过程。我们认为，会计准则的实施在股市快速上升期起到一个“正冲击”效应，进一步拉高股价，而在股市下跌期又会产生“逆冲击”效应，如图中虚线所示，假设去除准则影响，指数曲线应该相对趋于平缓。

　　五、会计准则变革与经济发展的互动机理探讨

　　由前文分析可以看出，企业会计准则变革会在特定金融环境下引起资本市场上金融顺周期效应，进而触动金融经济环境的变化。金融经济环境是整个宏观经济发展的“指南针”和“晴雨表”，在维护宏观经济稳定方面，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逐年提高，金融经济周期和实体经济周期的关联程度持续上升，即金融因素对真实经济周期的影响越来越显著(曹永琴和李泽祥，2009)。金融经济环境的每一次起伏波动都将给实体经济发展带来不小的冲击，或助推宏观经济朝向顺周期方向快速推进，或抑制和阻碍宏观经济前进的步伐。因此，会计准则变革的影响通过微观企业财务行为决策和投资者判断在资本市场上充分放大和扩散，进一步触及了宏观经济，这就构成了准则变革非预期影响的一条潜在路径。

　　再者，由于会计准则的设计、革新的最终目标始终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具有更高透明度和信息质量的报告，因此，会计准则的每一次变革也会从根本上改善会计信息质量和透明度，这也将促使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使宏观经济增长更加稳步、快速。另外，会计准则中存在的一些带有政策导向性的规定能够反映出对某类产业或企业行为的扶持和鼓励，如新准则在对研发支出的处理上，体现了国家推动企业自主创新和技术升级的积极意愿。会计准则充分发挥其政策导向作用，能指导企业的群体行为，共同实现宏观经济的合理预期，这便是会计准则变革的又一个经济后果。最后，会计准则的每一次变革都代表着一个经济发展时代的价值理念，由于物资匮乏、资源流通渠道固定单一，计划经济时期的会计制度秉持“量入为出”的价值理念。而最近一次会计变革又使会计准则服务的核心受众由股东转变为所有利益相关者，这也意味着社会价值创造的核心价值观正由股东价值最大化向企业和社会价值最大化转变，使经济发展的重心朝着更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移，为宏观经济的高速发展打好坚实的社会价值基础。

　　综上所述，会计准则变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多渠道、多角度的，这也正是会计准则变革中潜藏的一个个非预期影响带来的经济后果。这些影响或是微观企业的群体行为带来的综合效应，或是通过改变会计成果的质量创造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又或是潜移默化地转变社会整体价值理念来摆正经济发展的重心。

　　总之，会计准则变革正在通过企业行为、信息质量、政策导向、价值理念等作用于宏观经济发展。我们认为，这种作用并不是单方向的，相反，宏观经济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也会对准则的适用性提出新的要求。

　　宏观经济的发展和周期性运行能够从两个方面影响会计准则的制定。一方面，宏观经济政策的出台可能影响会计准则和会计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出发点是形成解决经济问题的原则和措施，以期对实体经济中微观企业的行为和相关行为规范形成影响，进而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姜国华和饶品贵(2011)就指出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提出的宏观经济政策，如经济周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信贷政策、汇率政策、经济管制和产业政策等会通过影响经济前景、资本成本和信息环境来影响企业的会计政策。例如，2006年的新会计准则规定的研发投资的资本化处理，就体现了国家对企业自主研发的鼓励和扶持，即国家政策的出发点决定了会计准则变革的方向。将经济政策的需求渗透入会计准则的设计，能够使准则发挥引导和调控经济发展方向的作用。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周期性运行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将影响准则的制定。金融经济的发展和衍生金融工具的使用促使会计核算中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以确保金融工具的风险透明化。而公允价值计量又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遭受指责和质疑。迫于压力，IASB和FASB提出了缓解顺周期效应的一些策略，如2009年3月，IASB完成关于改进IFＲS7金融工具列报的修正案，又于2010年7月1日实施另一个修正案，即首次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企业免于额外披露金融工具项目，这两次准则修改很大程度上与2008年金融危机后变化的宏观经济环境有关。在经济动荡时期，会计准则就很容易成为被指责和归咎的对象。显然，准则的制定也永远不可能形成最完美适用的范式，总需要根据经济发展不断进行完善和革新，从而达到一种新的稳定模式。在新模式下，会计准则通过规范企业对外报送的财务信息，确保企业稳定运转，进而维护资本市场和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同时，健康运行的资本市场可确保信息的充分释放，稳定的宏观经济形势也为准则执行提供良好的环境，当经济运行进入另一个周期，其环境变化又将引领准则改革，这种动态的调整过程会循环往复。

　　六、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一个特殊的时点，即资本市场牛熊市转换为研究契机，跳出利润操纵、盈余管理、盈余质量、会计透明度等会计准则变革的预期影响后果因素，主要从一个具体、客观的视角，即企业财务行为决策角度，探讨会计准则的非预期影响。

　　本文构建了一个描述会计准则变革、微观企业财务行为与宏观经济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框架，并重点探讨了三者之间存在的传导效应与循环机理。通过分析发现，在资本市场投资者情绪的作用下，会计准则变革引发的企业财务行为的变化通过一种加速传导机制作用于资本市场和宏观经济，而准则本身又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不断进行调整和改进。

　　一直以来，会计被认为是一门工具学科，其管理职能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和发挥。通过本研究可以发现，就会计可能施以影响的领域来看，其学科地位应该得到进一步提升。另外，既然会计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那么会计准则在制定和修改时，就需要充分考虑预期和非预期影响，以更好地实现变革目标。

　　(二)政策建议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加强会计准则的企业价值核心导向功能。会计准则变革会对企业具体的会计政策选择和财务管理行为决策产生影响，这些行为有些有助于企业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有些则不具备对价值的长期推动力，甚至形成短视行为或损害企业价值。而会计准则在制定时应该充分考虑这些预期和非预期影响，确立一个正面、积极的核心价值导向，使根据新准则编制的报表更能体现企业的价值创造情况，并以最可靠、清晰、简明的方式向利益相关者提供关于企业价值创造效率、效果和能力的信息。这将有助于企业在财务行为的博弈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做出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决策。

　　2．充分发挥会计准则的优化管理作用。会计准则作为一种制度规定，能够通过影响企业财务决策行为，发挥潜在的管理职能。好的会计准则设计，能够通过改变企业管理人员的动机、态度和期许，将企业财务决策引向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轨道。因此，要充分发挥会计准则的优化管理作用，就需要在准则制定时，考虑企业可能产生的“应激反应”以及准则所传递的价值观和理念将给企业决策带来的影响，在可操作范围内进行准则的优化设计。

　　3．会计准则变革要与时俱进、适应经济发展。要扩大会计准则对社会经济活动的调节和服务功能，更好地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服务，这也是对未来的会计准则革新提出的更高要求(王军，2006)。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在与国际会计准则实现持续趋同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经济形势的新挑战，在参与国际会计准则制定的过程中，确保中国的话语权，始终维护会计准则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模式的适用性。

　　4．企业财务负责人和高级管理人员要充分理解会计准则的规定。虽不是准则的直接使用者，但作为拥有决策权力的管理人员，应该透彻理解准则中蕴含的政策导向和价值理念。在进行财务管理决策时，将财务行为后果的会计处理作为一项考虑要素，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选择能形成更优财务成果的决策方案。这不仅能够避免会计准则变革给企业带来负面的非预期经济后果，同时也能使企业在战略上规避会计准则变革带来的不利影响，灵活利用会计准则的规定为企业创造价值。

　　5．宏观经济政策制定部门在分析经济走势时，应充分采纳会计数据提供的信息。利用国民经济统计数据虽然可以洞悉国家经济发展的全貌，但统计数据的生成远没有会计数据准确和详尽。目前财政部正在积极推进的重大科研项目“会计指数编制问题研究”正是提高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充分发挥会计决策支持作用的重要举措(王化成等，2012)。因此，会计数据完全可以担负构成国民经济数据基础的重任，经济政策制定部门应该充分认识到会计数据的优势，探索科学运用会计数据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