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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放眼国内，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和金融改革不断深化，金融业综合经营已初具规模，综合经营与我国机构监管模式之间的矛盾势必导致监管的真空和重复。在当下，采取彻底的改革实行统一监管所带来的转换成本是巨大的，且各监管模式本身并没孰优孰劣的比较，采取哪一种监管模式，在一定程度取决于某国的偏好[1]。因此，在当前我国监管框架下，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是解决综合经营趋势与监管模式间的矛盾的现实选择。

　　目前发达国家大都从三个层面上构建监管协调机制[2]，第一层面是从法律层面，直接规定监管协调合作的内容或原则性要求，诸如美国、英国、德国；第二层面是制度层面，对法律所规定监管协调合作框架和内容等难以细化的事项明确化和制度化。如具体信息沟通机制、争议解决机制等；第三层面是操作层面，即对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实际运作作出一系列安排。本文在这三个层次基础上，分析危机后不同监管模式下典型国家监管协调机制的改革，通过这种横向比较，试图总结出危机后各国监管协调机制的发展趋势。最后，结合我国具体实践，剖析我国监管协调机制的不足并就如何完善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危机后典型国家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改革分析

　　根据G30的报告，国际上现行的金融监管结构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模式[3]，第一种模式是通过法定单位对机构进行监管，大部分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采用这种模式。第二种模式是对个体机构的功能进行监管。很多国家都或多或少采用这种模式，1999年颁布的《金融服务现代法案》后，美国的监管模式就具有较鲜明的功能监管特点，德国金融监管局根据金融机构的业务和功能设立下属机构，也是一种典型的功能性监管[4]。第三种模式是由超级监管者执行，像日本和英国就采取此种模式。发表论文第四种模式将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者区分开来，即“双峰监管”模式，而前者主要依靠信息披露和市场行为，其典型代表是澳大利亚和荷兰。无论采取哪种监管架构，不同监管领域之间的协调都是非常有必要的[5]。

　　危机后，各国纷纷出台了监管改革方案完善监管协调机制以适应金融危机后的国际金融形势的变化。如美国在2010年7月正式出台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英国的《2009年银行法》、《金融服务法案》，德国政府于2008年颁布了《金融市场稳定法》等。本文选取美、英、德、澳四国作为不同监管模式的典型国家，分析危机后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发展动向，如下表所示。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11]、[12]、[13]与[14]整理而成

　　通过深入的比较发现，这些改善措施在很多层面都体现着某些共性。具体表现在：首先，扩大央行的监管权限，高度重视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美英德在危机后的监管改革方案中都将宏观审慎监管的职责交付给央行，针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问题，美英两国在各自的监管协调机制中分别建立了特殊清算机制和特别处理机制。澳大利亚则是由审慎监管局将被监管机构划分为三个层次，分别实施不同的监管标准；其次，从立法上完善监管协调机制。危机后，四国分别颁布了相关法律，进一步明确各监管部门在监管协调机制的职责分工；再者，成立新的监管协调委员会并赋予其新的职能。危机后，美国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负责监管协调，并承担部分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英国则是建立新的金融稳定理事会（CFS），替代了原有的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和金融服务局联合组成的常务委员会；澳大利亚则是扩大了审慎监管局的监管范围。最后，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保护消费者一直是监管机构的职能目标之一。危机后，各国在完善监管协调的政策规定中都将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在突出位置，美国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将目前分散在美联储、证券交易委员会等的监管权集中起来，改善了之前多个机构共同承担却无人承担的局面。德国的第二跨业部、澳大利亚的金融督查服务机构都承担了与之类似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