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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内，对“朋辈教育”的关注主要放在大学生教育上，并被认为是新时期辅助大学生全面成长和成才的一条有效途径。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的意见》中所提倡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需坚持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的原则”精神之引导下，“朋辈教育”作为大学生自我教育的一种形式，可以充分发挥优秀学生群体的榜样示范作用，有强化带动和辐射功能，方便在广大学生群体中形成良好的共振和扩散效应，具有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国内一些学者借鉴国外相关研究将“朋辈教育”模式应用在行为实践领域的教学，如：运用“朋辈教育”开展大学生生命教育（纪文晓，2009），促进大学生营养教育（赵勇等，2006），推行艾滋病性病防治教育（王佳权，2006；童伟等，2011）及本土化地应用于生殖健康教育（梁沪东等，2009）等。另一些学者则尝试性地将“朋辈教育”模式拓展到高校思想教育领域，如：运用在高校学生党建班建工作（胡正娟等，2010），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许占鲁，2009），思想政治教育（刘国艳，2011），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潘爱华，2011）及新生入学适应性的立体教育（宋玲，2009）中去。虽然“朋辈教育”模式中还有很多方面有待讨论和摸索，比如在选拔榜样学生的标准和考核方法上，在组建“朋辈教育”团队的模式和延续制度上及如何丰富“朋辈教育”模式的载体上均未形成统一标准，但“朋辈教育”在本质上的优势被广为认同。运用“朋辈教育”做好广大学生的适应性和发展性教育往往能够事半功倍，因为其根本力量来自于学生群体的内部，有助于促进大学生群体之间的平等交往，将优秀者的外部触动和受教育者的自觉思索形成良性互动，增强了教育的感染力和可接受性。“朋辈教育”还有利于激励优秀大学生自我加压，激发他们的荣誉感和主人翁意识，服务于同学成长成才的责任心。在引导校园健康风气形成，带动其它学生成长，营造积极校园文化气氛的过程中，将隐形教育过程显性化，使教育目标的实现更加迅速和自然。除此之外，“朋辈教育”模式的正确应用有利于增强教育主体的力量及学校教育方略的贯彻。由于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在教育角度和立场上存在一定的空间距离和时代距离（比如辅导员和学生群体），两者的教育接触必然存在着一定的斥拒因素，而“朋辈教育”中所体现的教育过程则会更多地化解这种不利因素，进而呈现出更多的直接性、示范性和吸引力，容易使被教育者感受到更多的亲近感，进而自觉地内化和消化教育内容。基于上述优点，许多学校都开始重视“朋辈教育”模式并期望将其作为一种教育体系，贯穿在对学生成才教育的实践当中。
　　然而，无论中外研究，在针对“朋辈教育”模式在高校中实施的途径和载体以及其对校园文化建设的作用却鲜有研究。由此，如何利用“朋辈教育”模式更好地体现出积极的校园文化，并在实践中对在校生形成正面引导和示范作用，这正是高校需要了解“朋辈教育”模式实施途径在学生中的认可度，并在此基础上发掘出新的载体进行加强性教育的关键所在。对此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调查和研究，相信对“朋辈教育”模式的理论讨论和实践应用可以提出新的视角并进一步促进“朋辈教育”培养模式的创新和大学校园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