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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在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主题内容和历史任务。协商民主以公共协商为核心，以实现政治主体的普遍利益为最终目的。团结与民主是统一战线和协商民主共同的话题，两者皆有整合利益和凝聚力量的内在功能，以协商民主视角梳理统一战线的历史演进路径，并对其进行必要的逻辑解析研究，对于巩固爱国统一战线和发展协商民主制度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协商民主；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民主制度

　　中共十八大提出“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凝聚各方面力量，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重要法宝。”[1]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发挥统一战线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策略缘起于近代特定的政治生态环境，是诸多社会政治力量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形成的集合体，多元主体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要求统一战线具备整合利益关系的特殊功能，求同存异、体谅包容成为统一战线原则目标的实然和应然。协商民主作为复兴的民主范式，具有整合利益、化解矛盾、达成共识和凝聚力量的功能，成为当代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显著特点和重要优势，也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得到巩固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得到创新。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和统一战线思想为协商民主提供理论依据和制度保障，作为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制度的主要载体和实践渠道，具体表现形式为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合作共事，两者在此政治功能方面具有一致性。新时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对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在于：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发展和壮大，需要不断地扩大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能够有效地推动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2]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演变路径

　　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和程度决定着统一战线的内容和范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一方面是三者势力强大且相互勾结，另一方面则是以工农为基础的革命力量弱小而分散，这就决定着建立广泛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建立和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是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背景下，其主题内容表现为动态性发展的4阶段：即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内部革命力量围绕革命和民主两大主题展开政治联合，中国共产党以民主协商的方式主导和维系着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的团结合作，实现革命力量的凝聚和革命运动的发展。

　　（一）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及协商民主的初步探索。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基于中国国情和革命现状，意识到革命力量联合的重要性。中共中央于1922年6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办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3]这一决议改变了中共一大“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的方针，成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最早论述，表明其已经认识到阶级联合和政党合作的必要性，并且形成了较为清晰的民主协商思路。

　　同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提出“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4]决议中有关各党派团体“互商”、“联盟”、“同盟”等词语成为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思想的最初表述，也是其致力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愿景表达。中共三大决定遵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的决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和原则实现国共联合共事。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首次合作的实现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由此正式形成，协商民主亦由思想萌芽阶段进入初步探索时期。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这也是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组成力量。

　　国共两党以国民革命统一战线为平台开诚布公、精诚合作，以平等地位展开政治对话，以反帝反封建为目的建立的合作关系成为协商民主制度的初步探索。协商民主在统一战线场域的重要优势是整合国共两党的革命力量，双方在建立广东革命政府、平定广州商团叛乱、支持“五卅”运动、两次东征陈炯明、平定粤桂地方军阀、推进国民革命军北伐等重大问题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协商合作，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因此能够取得阶段性成果，收回帝国主义在华部分权益，消灭吴佩孚和孙传芳两大军阀。

　　（二）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及协商民主的顿挫。国民党右派发动“清党”的反革命政变后，国共两党关系由合作转为对抗，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阵营，统一战线内部仅剩工人阶级、贫苦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历史进入土地革命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完成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后，加紧“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迫害民主进步人士，企图建立和巩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权。国民党以执政党的身份和地位排除异己，反革命的国民党与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中国协商民主在整体上陷于顿挫状态。

　　中国共产党在“八七”会议上提出，“党应当明白以后还是要与国民党联合，但是要与国民党的左派联合，与他们的下层组织联合”，“所谓左派联盟，实是与革命小资产阶级联盟，我们党应当首先注目于下层群众。”[5]出于反对封建压迫和国民党新军阀的目的，中国共产党逐步建立起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联盟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并在工农统一战线方针推动下，不断发展革命队伍和拓展革命根据地。

　　实际上，虽然该时期阶级矛盾在国家层面上表现突出，但在局部层面仍存在诸多协商合作因素，尤其在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内部以及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福建事变和“七君子事件”成为土地革命时期促成各党各派深入合作的重要契机，在反对国民党迫害进步人士的民主运动浪潮中，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开展充分而有效的协商活动，这种局部性的协商合作促进革命凝聚力的增强，巩固和发展工农民主统一战线。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协商民主的实验。华北事变激化中日民族矛盾，在此历史背景下阶级矛盾自然让位于民族矛盾，抗日救国的爱国呼声不断高涨。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中全面地分析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提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只有最广泛的反日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蒋介石。”[6]会议正式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内抗日力量的联合，但是将对日妥协的国民党排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外，仍执行“抗日反蒋”的斗争策略。

　　随后，中共中央于1936年发出的《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7]由此可知，“逼蒋抗日”是与国民党既斗争又联合、在斗争中争取联合的党派策略，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策略的重大变化，以联合国民政府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利于凝聚一切抗日力量。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政治基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1937年9月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亦发表团结御侮的谈话，实际上开始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整个中华民族一切爱国力量，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海外华侨的广泛联盟，也包含抗日的地主阶级和亲英美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协商民主实验属于党外合作形式，双方拥有各自的政权和军队，不存在固定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的政治纲领，民主协商成为国共处理共同问题的重要方式。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严重性和残酷性决定着抗日民族统一战是广泛而深刻的，在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下，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从国防参议会到国民参政会，从“三三制”政权到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协商民主实验在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全方位、深层次地迅速开展，以协商谋共识，凝聚全民族之力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