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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种情况是，既无合适的律文，又无相应的条例可以适用时，审判机关一般会寻找最为接近的律例，类推比照适用。如《大清律例》有孀妇守志因亲属逼嫁自尽而加以旌表的规定，但对有夫之妇未做规定。在《驳案新编》卷四“逼嫁有夫堂妹自刎?李金钊”一案中，刑部就认为，“查有夫之妇因亲属逼嫁自尽，例无旌表明条，……应比照孀妇守志因亲属逼嫁自尽之例……。”又如，《驳案新编》卷五“擅用赦字世表字样拟徒。韦玉振”一案记载：乾隆四十三年，江苏韦玉振于引述家谱内妄用“赦”字、“世表”字样，该省巡抚照违制律处杖一百、衣顶猇革、折责发落。刑部认为，韦玉振虽无悖逆，“然（妄用“赦”字、“世表”）究属僭疾，非仅违制可比”；“但查律例内，并无僭妄治罪专条。例得比照引用。查律载：僭用违禁龙凤纹者，杖一百，徒三年。最后，比照此律处韦玉振杖一百，徒三年。

　　第五种情况是，对律文做扩张解释，以扩大法律的适用范围。如在《驳案新编续》卷三“本夫奸所获奸将奸妇杀死奸夫到官不讳?貊应瑞”一案中，安徽民人貊应瑞之妻张氏与王幅多次通奸，被貊应瑞撞破后受到责打，仍不思悔改。后王幅买馍送与张氏，在巷道内共坐谈笑，被貊应瑞撞见，张氏被貊应瑞殴死。安徽巡抚据杀奸处为非奸所而判奸夫、杀者（本夫）各杖一百，徒三年（依律，如系奸所杀死奸妇，本夫为杖责，奸夫为绞候)。刑部认为：“平日未经

　　和奸之人，一男一女面见然一处，亦涉调戏勾引之嫌，况王幅素系该氏奸夫，今复同坐说笑，其为恋奸欲续情事显然。是同坐既属恋奸，巷道即属奸所。律载非奸所一条，非谓行奸必有定所，亦不必两人正在行奸之时。巷道之内，奸夫奸妇同坐一处，不可不谓之奸所。”故此案中本夫貊应瑞杀死奸妇张氏，应定杖责，而奸夫王幅则定绞监候。嘉庆批准了此判决。很清楚，此案中刑部扩张解释了律文中“奸所”的含义，从而创立了一项判例法规则，事实上完成了一项新的立法。

　　第六种情况是以例改律、以例破律。由于律文变化很小，有时确实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故通过例来对其进行补充或修正的情况也是很多的。这也可以理解为以例改律、以例破律。在《刑案汇览》卷八“掖刀匪徒奸占良妇情节凶横”一案中，田二和其父田坤、弟田三都是掖刀匪徒，素来横行乡里。田二先后奸占民妻谢氏、张氏，田三也强行奸占民妻王氏为妾。山东巡抚和刑部山东司在定案时依据“豪势之人强夺良家妻女奸占为妻妾律”将田二拟绞监候，田坤、田三依棍徒例拟军。皇帝在复核此案时指出：田二等作为掖刀匪徒，本来就应当受到法律的惩罚。现在田二又多次奸占民妻，横行乡里，实属罪恶之极。照律判处绞监候未免太轻，应加重判以绞立决。并下旨：嗣后，如有类似案件，均照此案办理。此案中，原有的律文没有涉及掖刀匪徒这一层次，皇帝以例破律，创制了新的量刑原则。

　　像上述以例改律、以例破律的情况在《刑案汇览》、《驳案新编》中还是比较多的。但这种现象，并不能说明在清代，律文已经不重要了，或者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例的地位高于律。而只能说，乾隆五年以后，由于清政府不再对律文进行修改、补充，律文无法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适时作出调整，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不得不用例来对律文规定的“盲点”进行救济。

　　第七种情况，是以新例破旧例。乾隆五十六年江苏省拿获私盐罪犯谢鸿仪、孙元梅等。孙元梅是监生，窝藏私盐有四千斤之多。按旧例“监生犯事，罪应发遣者，例只发往当差”，不必为奴。刑部认为，孙元梅“恃符庇匪”，不能因他是监生就可以免其为奴，“应将该犯发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乾隆认为刑部的意见非常正确。于是在名例律的“徒流迁徙地方”条后续纂了一条新例：进士、举贡、生员、监生犯事，如只系寻常过犯，不致行止败类者，仍照旧例办理;若系党恶窝匪卑污下贱，罪应发遣黑龙江等处者，俱照平人一例问拟，发遣为奴。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司法实践都是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皇帝在律例适用中起着关键作用。这种说法与清代司法实践并不完全相符。虽然在理论或制度上，皇帝在适用法律时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但事实上，皇帝在判案时，也不能随心所欲，而要受当时的各种社会关系、统治秩序、政策等因素的制约。《刑案汇览》中有一个案件，嘉庆皇帝阅后认为不妥，下令重审，但刑部官员固执地抵制，最后，嘉庆无可奈何地同意了刑部的意见：

　　晋抚（山西巡抚）咨：孙伦元因窃锯孙守智树枝，被殴后自缢身死一案。查：孙守智系孙伦元无服族孙。因孙伦元窃锯树枝，该犯用枣木铁铬钩背殴伤孙伦元右腼服，并臁M偏裹骨折。嗣孙伦元因行窃被殴，无颜做人，羞愧自缢身死。职等查孙伦元身死之处，系行窃败露，轻生

　　自尽，与人无尤。惟孙伦元系孙守智无服族祖，尊卑名分犹存。该抚将该犯依“折伤成废满徒”律上加一等，拟杖一百，流二千里，与律相符，应请照复。奉批：究因尊长犯窃所致，应令再行查核等因（显然，嘉庆认为处刑太重了一点）遵查：亲有养赡之义。故“相盗律”内，得以服制递减、免刺；若有杀伤，仍以本律从其重者论。所以轻窃盗而重杀伤也。职等检查，并无办过此类成案。公同酌核，应请仍照前议照复。奉批：既无成案，只可照复（嘉庆元年说帖）。

　　当然，在一般情况下，皇帝的意见都是得到刑部的重视和执行的，修改原有律例，创设新例，主要是皇帝意志所定。但在大部分情况下，皇帝也是严格遵循既定法律行事的。他们还常常提醒各级司法官吏体察其维护法律尊严、保证执法公正的良苦用心。在《驳案新编》卷三十一“斩候重犯毋庸声叙不足蔽辜改拟立决。窦十”一案中，窦十持刀砍死夏喜又砍伤夏三、张禄等四人，畏罪逃逸，后被抓获。巡抚审明定拟，并称该犯情罪可恶，仅按律拟斩监候不足蔽辜请旨即行正法。乾隆批示：“此等淫恶凶犯，情节固为可恶，但按律拟以斩候，于法已无可加。若因其情罪较重，只须赶入本年秋审情实，不使久系稽诛。尚非决不待时之犯，乃声叙以为不足蔽辜请即正法，恐无识者转疑为有意从严，所办未免过当。朕办理庶狱，惟期公当，不肯稍存畸轻畸重之见。内外问刑衙门，均当体朕此意。著传谕各督抚：嗣后如遇此等案犯，按律定拟后即夹片声明，赶入本年秋审情实，较之寻常案件归入下年秋审者已属从严。毋庸将不足蔽辜字样声叙。此案除交刑部存记办理外，并著传谕国泰及各督抚奏事之便谕令知之。钦此。

　　笔者对《驳案新编》的所有案例做了分析统计，在三十二卷所收总共312件命案中，皇帝推翻刑部判决做出改判的只有28件，占全部案件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皇帝在刑部上报的案卷上，只是批：“旨??…?，余依议，钦此”；“旨，依议，钦此，“旨……，依拟应斩（绞）著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钦此。只有极少数案件，皇帝才推翻刑部的意见，做出新的判决。至于不顾律例，不考虑刑部意见，不顾具体案情，随心所欲乱判的事例，从笔者接触的案卷来看，还没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