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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环境心理的物理环境维度影响着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的社会心理融入

　　在环境心理中，人们居住的物理环境能提供积极的交互作用机会，并以此来提升社会资本，或者由环境引发恐惧和分离而产生个体隔离来破坏社会资本。研究者认为：“高社会资本的地区有更强的回弹力，并能更好的应对混乱”[3]184，这种思想在城镇化建设中有着重要的启示。在城镇化建设中，城镇的物理环境建设要确保基础设施能提供一个社区所用，能够鼓励人们进行社会参与。物理环境能增强一种共有的归属感和地盘感，这种感觉反过来又形成与维持着一个社会网络，而这个社会网络可以作为资源来长期维持这种基础设施。

　　一些物理环境往往更易于建立社会联结，为社会交互作用创造更多机会。物理环境能为建立社会资本提供空间可用性方面的机会，如果一个物理环境缺少了建立社会资本所需的要素，人们也许会形成一种疏远感。“物理环境的各个方面都影响着社会交往和娱乐的机会，也影响着互助网络的形成。不那么明显的是，社会资本与人们的物理环境之间的交换很可能影响着人们对社会隔离与包容、个人安全以及友好关系的认知。”[10]

　　积极的场所归属感的形成是与自愿服务和公众利益联系在一起的。相反，消极或隔离的地域感，对自我价值、自我效能和参与公众生活的意愿是有消极影响的。如果缺少积极的基于场所的物理环境特征，居民很可能选择退出而不承担对他们生活环境的责任。

　　在场所联结中，地方和场所依恋的社会和物理维度的共同出现已被大量研究证明。有研究者[11]使用了基于地图的风景价值测量，要求参加者放置一些不同价值的象征物在地区地图上的某些地方，象征物具体表达12种不同的风景价值，包括物理环境价值和经济社会价值，经济社会价值包括文化传统、家庭联系、经济收入等等。与经济社会价值相比，结果显示参与者显著的分放更多的象征物在环境价值上，例如环境的美感、环境的休闲娱乐、环境的治疗特征、生态多样性和野外荒地。与上述研究一致，在专门设计的心理测量工具的帮助下，研究者[12]发现地方依恋的两个维度是共同存在的，且在自然依恋子量表上的得分通常高于社会依恋子量表上的得分。

　　在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过程中，采用地方依恋的物理环境维度视角和社会维度视角，具有较强的启迪意义。针对整村就地城镇化的农业转移人口，应该注重的是地方依恋的物理维度，通过物理环境的特征引发农业转移人口的生活方式转变，让优美宜居的物理环境激发农业转移人口的适宜行为，逐步实现整村就地城镇化的农业转移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而不单纯是居民身份的转变。环境的物理特征会促进社会联系从而间接影响地方依恋，对美国城市化的新郊区与传统地区的依恋和邻里关系进行比较发现[13]，通过采用特别设计的城镇化居住，以增加人们对于地方的社会联系和情感上的联系，这时发现新型城镇化的规划布局比传统地区有优势。

　　同样，地方依恋的社会维度视角对城镇化建设一样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在城镇化进程中，伴随农业转移人口的经济收入提高，必须关注的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转变和文化类型转变。城镇建设者和社会管理者要积极抓住经济社会收入提高过程中的人地关系转变，使得新型城镇化真正进入到社会结构城镇化和生活方式城镇化。环境心理学显示，当经济收入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居民的生态文明需求自然提高，影响其地方依恋的主要因素是物理环境因素。有心理学研究[14]发现，在地方联结和地方依恋中，社会因素和物理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在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中，客观的环境特征能够较好地对依恋做出预测；而在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低的群体中，社会关系的强度能够较好地对依恋做出预测。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既要考虑到物理的生态环境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外部吸引力，在城镇化建设中要注意物理环境的美化，建设物理环境上的生态美好家园，也要考虑到社区建设，使得社区成为邻居依恋的重要动因，使得农业转移人口保有原有社会资本联系，并能在社区中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使得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社区感受到社会维度的和谐家园。

　　（三）环境心理的社区维度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心理融入

　　城镇化进程中，高度城市化的乡村地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最强。传统研究中，城市被认为比乡村社区更开放和更多样性[15]，但一些相关文献发现社区尺寸和地方依恋水平呈负向线性关系，对传统地区的居民进行研究，比如乡村和小城镇，他们报告更高的依恋。[16]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特别是农村城镇化建设中，要以小城镇建设为主，而不是以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为主，对于农业转移人口而言，小城镇具有更高的地方依恋，在较高的人地依恋下，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心理融入和社会生活方式转变更易形成。有研究者[17]研究了社区感和社区大小、居住密度和民族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发现这些城市化的测度指标和社区感之间有消极关系。对四个不同面积的乡村，按照城市压力和城市存在进行比较，发现高度城市化的乡村地区居民宣称有更高的依恋[18]，具体的操作指标是如同在家的感觉程度、是否愿意移动搬迁、是否有更大参与社区活动的兴趣。

　　但是，也有研究表明，与邻里关系和居住时间相比，社区大小对社区吸引影响较小。[19]两个城市可能大小相同，但是他们可能在社会和民族多样性、城市密度、本地社会资本的强度、社会服务的可得性和风景类型上等方面不同，而这些都影响着依恋。在农业人口转移过程中，尽管没有明确的研究说明城镇规模大小对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心理融入的影响，但是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建立高度城市化的中心小城镇，使得农业人口就地转移，无疑比农业人口过度转移到大城市而使得农业人口更易融入城镇生活，农业转移人口的生活方式也更易城镇化。有学者认为，国内在小城镇建设规模上“每个县级市建立3～5个中心集镇，每个建成区规模约为5平方公里左右，居住人口5万左右”[20]。合理的小城镇建设规模有利于农业转移人口形成良好的社会互动，帮助其形成良好的社会资本，增强农业转移人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三、基于环境心理的新型城镇化建议

　　（一）突出城镇化进程中的社区感和社区大小建制，进行小社区、大社会建设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化社区规模大小、人口居住密度、居住的民族多样性、居住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都会直接影响着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直接影响着农业转移人口的生活方式转变和社会心理融入。已有研究表明，大小适宜的社区规模、合适的人口居住密度、居住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别不大、居住的民族文化相对较为单一，能很好地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心理融入，这几个因素都能显著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资本形成，帮助农业转移人口形成良好的社会资本。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城镇化进程中，可以进行小社区、大社会建设，这与当前我国进行的城市“街道”管理体制改革与社区发展有密切联系，要吸收和借鉴我国城市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和社区发展的成功经验。在城镇化进程中，小社区有利于开展社会性、群众性工作，便于开展多种多样、积极丰富的社区活动，以此来增进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交往和社会资本。在城镇化进程中，必然要推进社会管理方式的现代化和生活方式的城镇化。伴随小城镇人口集聚，人口众多的地方，其社会矛盾也较多，社会治理的压力变大，如果社会城镇化跟不上，那么城镇化过程中就会积累和积压各种矛盾。基于环境心理学的观点，可以通过小社区建设带动大社会发展，进行小型化社区建设，通过小型化社区提供均等化的社会服务，增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场地联接和场地依恋，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心理融入，最终促成其社会生活方式转变。

　　（二）提升场所联接和社会资本强度，增进社会资本强度与社会服务可得性

　　场所联结、场所依恋是环境心理学的重要概念。在城镇化进程中，增进农业转移人口对新型城镇化的联结，加深其依恋，这对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对城镇化的社会心理融入和社会生活方式转变具有重要影响。在城镇化进程中，帮助农业转移人口形成它们自己独特的城镇社区文化特征，是有效促进社会结构城镇化和生活方式城镇化的有效手段。

　　场所联结意味着人与他们家园和群体的长期结合。这些联结并非静态，它们是可以变化的。如果人们在他们所预期的特征与目标的环境中未能改变，那么联结也许就会受损，农业转移人口在进城落户后，如果某些期望没有到位，那么上访事件和其他群体性事件易于发生。较为典型的一种现象是大量土地被快速城市化的同时，其承载的农村人口却没有同步融入城市，造成无地、无业、无保障的“三无”人群现象。另一种现象是城乡之间摇摆的两栖农民工及其后代在城镇化过程中没有形成稳定的城镇场所联结和场所依恋，他们在场所联结中没有获得良好的社会服务支持体系以及有效的城镇化社会资本网络。

　　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一个显著因素就是是否有有力的社会保障，以及能否更好地接受平等的公共服务，而这些可以通过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心理来增强，体现在社会生活方式转变过程中的社会心理融入，也体现在通过场所联接、场所依恋和健全社会资本网络来增进社会保障的安全感和地方信任感。在场所联结过程中，要让农业转移人口能够体验到生产生活劳动的付出与收获的愉快相统一。如果不注重场所联结，不注重付出与收获的愉快统一，那么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化进程中体验不到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给他们带来的愉悦感和幸福感，这时，城镇精神文明必然失落。城镇化进程中，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地方联结和地方依恋，加强其社会生活和生产中的社会资本强度，让其从中享受着收获的快乐，享受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市民化前传统农民的生活常态的回归。

　　（三）加强物理环境的场所依恋，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心理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