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投稿_医学论文投稿_核心期刊,职称论文投稿发表_论文部落

　　利用Google Map查询在周一早8点，从各街道乡镇办事处所在地到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地铁、公交、轻轨等）所要花费的最短时间，时间越长交通可达性越差。来表示；法人单位从业人员数量（人）和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元/年）来自北京市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截止到2008年底）中各“街乡”的法人单位统计

　　经济数据与公共服务数据有两年之差，但已是目前最接近的了。其结果反映了产业对人口分布滞后两年的影响。。各变量的统计描述见表1。

　　四、实证分析

　　在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中进行选择时，一般通过拉格朗日乘数和稳健的拉格朗日乘数形式来检验，结果见表2。

　　表3显示，品牌小学数量对人口密度分布的影响系数最大，为0.3515，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优质教育资源是吸引人口居住的重要因素，具体表现为，街乡品牌小学每增加一所，人口密度增加0.3515万人/平方公里。三甲医院数量的影响系数次之，为0.2512，也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三甲医院每增加一所，该街乡的常住人口密度增加0.2512万人/平方公里。公共交通耗时的影响系数为负并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随着到达市中心花费时间的增加，公共交通可达性降低，常住人口密度也随之降低。控制变量中的法人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影响系数为0.00003，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街乡”的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越高，对应地区的常住人口密度越高，年平均工资每增加10000元，该街道或乡镇的常住人口密度增加0.3万人/平方公里，这一方面反映了地区收入对居民居住选址的作用明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高密度人口与高端产业空间分布的一致性特征。而从业人员数量对人口分布影响不显著，表明就业岗位对人口分布没有影响，这与产业造就城市的观点不甚相符；但与北京市严重的职居分离结果一致。两者结合可以看出，职居分离主要发生在低端产业中。反映空间效应的系数ρ在1%显著性水平上为0.962，显著性强、系数大，说明一个街道或乡镇人口密度增加会引起周边街道或乡镇的人口增加，人口密度分布有明显的聚集效应，这正是形成城市中心的基础。

　　上述结果显示，优质教育、医疗以及交通作为城市基础的公共服务确实对人口分布有显著影响，其中学校比医院的影响系数大，表明居民在选择居住地时，优质小学的作用比医院更重要。而以环形结构为主要构架的交通规划体系被认为是影响人口向外分散分布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里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同时，在郊区化过程中，虽然很多学者主张产业与人口同时迁移，但“卧城”的出现加剧了职居分离，也成为低端产业与人口分布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明显的空间效应参数说明，北京市街乡空间尺度表现出了很强的空间效应，在规划公共服务设施时，这个尺度应非常适宜，过大（如区县）尺度不足以产生空间聚集效应，过小（如社区）尺度则会使人口分布的影响因素繁琐、影响关系复杂而难以区分主要因素。

　　五、结论

　　上述结果表明，公共服务对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有显著作用；尤其是优质公共服务是引导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在两个与经济相关的控制变量中，从业人员与人口分布无显著影响，说明产业与人口迁移不一致（错位）。从企业角度来说，并不希望为了劳动者而将企业选址在人口密集地区；从劳动者角度来看，是否能找到工作与居住地无关，居民对于居住地的选址更多地受就业以外的因素影响，这正是北京市职居分离的原因。因此，在职居分离严重的条件下，通过普通产业转移对促进人口向郊区迁移没有明显效果。虽然北京市政府从10年前就采取了依业选人、以居净人的措施来减少低端人口，但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一直未有明显改观。事实上，除了中心城区的现代服务业外，北京在郊区化过程中形成了两个比较大的产业集中区，即顺义制造业基地和大兴的亦庄开发区，而人口并没有在这两个地区集中，而是以城市蔓延的方式向四周扩散，其中很大部分原因是这里的公共服务与产业发展不匹配。工资水平对人口分布的显著性说明，高端行业对居住选择具有吸引力。两个控制变量的作用相结合反映出低端产业难以吸引人口迁移，从“产业造就城市”来看，即使在郊区也需要发展高端产业，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口的空间分布结构。目前，北京郊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主要是文化创意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这些行业都属于高工资行业；被城区淘汰的低端服务和制造业在郊区也难以生存。因此，通过产业发展引导人口外迁仍需要高端产业支撑。

　　中心城区的人口是否能够外迁，是城市中心地区与外围地区相互博弈的过程，外围地区的公共服务和产业如果没有优势来吸引人口，则很难在外围地区形成居住中心；而在大范围的外围地区均匀布局优质公共服务和高端产业亦非现实之举。本文所得出的高端行业和优质公共服务对人口布局的显著影响与事实一致。佛罗里达（Florida）证明创新能力和创意活动发生在城市人口密集地区[18]。因此，高端产业需要高密度人口，高密度人口有利于高端产业成长，世界高端商务中心同时也是创意中心和人口密集的城市繁华地段[19]就说明了这一点。另外，人口分布还表现为空间聚集。这就说明在引导人口向外迁移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利用城市空间非均质性特点，在适当的地方增设和完善优质公共服务以吸引人口，并为高端产业提供发展环境，使优质公共服务和高端产业发展相配套，从而在该地形成人口聚集中心，最终形成多中心格局。

　　参考文献：

　　[1] 王金营.北京市经济持续增长下的城市-近郊人口分布合理性研究[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2）.

　　[2] 马清裕，张文尝.北京市居住郊区化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地理研究，2006，（1）.

　　[3] 匡文慧，杜国明.北京城市人口空间分布特征的GIS分析[J].地球信息科学学报，2011，（4）.

　　[4] 赖玉红，方一波，王俊杰.广州市人口分布与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存在的问题[J].南方人口，2002，（4）.

　　[5] 谢守红.广州市人口空间分布变动与郊区化研究——兼与北京、上海的比较[J].人口与经济，2007，（1）.

　　[6] 高军波，周春山，王义民，江海燕.转型时期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析[J].地理研究，2011，（3）.

　　[7] 杨胜利，高向东.上海市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综合评价与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2，（3）.

　　[8] 孟兆敏，吴瑞君.人口变动与公共服务供给的适应性分析——以上海市为例[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1）.

　　[9] 赵秀池.北京市优质公共资源配置与人口疏解研究[J].人口研究，2011，（4）.

　　[10] 周素红，闫小培. 广州城市居住-就业空间及对居民出行的影响[J].城市规划，2006，（5）.

　　[11] 宋金平，王恩儒，张文新，彭萍. 北京住宅郊区化与就业空间错位[J].地理学报，2007，（4）.

　　[12] 孙斌栋，盘鑫，宁越敏. 上海市就业与居住空间均衡对交通出行的影响分析[J].城市规划学刊，2008， （1）.

　　[13] 徐涛，宋金平，方琳娜，张宁.北京居住与就业的空间错位研究[J].地理科学，2009，（4）.

　　[14] 郑思齐，曹洋.居住与就业空间关系的决定机理和影响因素——对北京市通勤时间和通勤流量的实证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09，（6）.

　　[15] 姚永玲.不同人群职居分离及通勤行为调查——以北京市为例[J].城市问题，2010，（7）.

　　[16] 姚永玲.郊区化过程中职住迁移关系研究——以北京市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11，（4）.

　　[17] 龙奋杰，郑思齐，王轶军，郭明.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城市公共服务价值估计[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12）.

　　[18] Florida，R. Density and Creativity in U.S. Regions[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7， 95.

　　[19] 姚永玲.创意与城市共赢[J].环球市场信息导报，201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