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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大众传媒中出现了许多有关新兴中产阶层的叙事，这一媒介文化现象的产生可以视为在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中产阶层社会身份建构与大众媒介之间“合意”的结果，当然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于现代性想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外华人学者赵月枝将中产阶层的崛起视为中国传媒业由商业化走向集团化发展的动力之一。因此，有必要将中产阶层的社会身份认同问题纳入媒介文本生产与传播机制中，探讨社会阶层结构是如何以一只“看不见的手”建构具有单向度特征的媒介话语图景，即媒介阶层偏倚形成的潜在动力机制问题。

　　一、中产阶层·身份认同·媒介阶层偏倚

　　社会分层的多样性导致中产阶层的概念界定难以统一，至今仍存在种种不同看法，呈现一种所谓界定层面的“中产阶级的混乱”（themessofthemiddleclass）。根据研究需要，笔者采用了陆学艺等学者的理解来讨论中产阶层的社会身份建构与媒介的关系问题。即“所谓中间阶层，是指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靠工资和薪金谋生，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换言之，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上层和下层的中间水平”。[1]

　　身份认同：“一个社会阶层是否具有其阶层意识，首先表现在其成员之间是否具有相互的身份认同，以及其成员是否意识到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2]“身份”作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与类别、角色等概念相联系，揭示的是个人与社会、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是个体的群体归属标志。发表论文HenriTajfel等创立的社会认同理论（SocialIdentityTheory）将社会认同界定为“个体对他（她）所从属的特定社会群体的认知，以及对作为群体成员所具有的情感和价值意义的认知”，[3]并认为社会行为不能单从个人心理素质来解释，要较全面地理解社会行为，必须研究人们如何建构自己和他人的身份。也就是说，人们会用自己或他人在某些社群的成员资格来建构自己或他人的认同。[4]简言之，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而使个体拥有群体归属标志的过程就是身份建构。

　　阶层偏倚：加拿大学者英尼斯在讨论传播媒介内在的时空偏倚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时认为，要了解各种传播媒介传播思想、控制知识、垄断文化的实质，必须首先认识媒介的时间偏倚（timebias）和空间偏倚（spacebias）的特性。在此基础上，媒介生态学理论进一步提出：“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获得性（accessibility），所以它们便具有不同的政治偏倚。……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参与条件，所以它们具有不同的社会偏倚。……由于不同的媒介在物质和符号形态以及随之而来的理性或知识、感性、时间、空间、政治、社会、哲学思辨和内容偏倚上的种种不同，所以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认知论（epistemology）的偏倚。”[5]笔者借用媒介阶层偏倚一词来揭示现代大众传媒尤其是传统媒体对国内新兴中产阶层所展开的从概念、议题到形象的全面而集中的话语建构现象。

　　二、中产阶层的兴起及其社会身份认同是媒介阶层偏倚现象产生的客观基础

　　1.媒介的建构行为是社会阶层分化的必然要求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发生了结构性改变，一些新型职业应运而生，出现了类似于西方现代化社会结构中的“白领”群体，在一系列政策调整及体制改革过程中，也不断分化出了一些具有财产关系的地位群体。社会阶层结构改变意味着社会资源配置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化，而社会资源的分配与占有关系又决定着其他社会关系的形成，作为社会子系统的大众传媒必然会受到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深刻影响。我国媒介的传播理念由“传者中心”逐渐向“受众本位”回归就是这一变化的典型表现。尤其是随着报刊“周末版”大潮的兴起到报业集团的组建，更是让我国传媒业的市场化转型步入官方的快车道，这一趋势使大众传媒内容不再仅仅局限于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而变得丰富多彩。而市场化媒体自身的取向与对受众的判断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于是一批强调内容为王、受众为本的大众传媒就把关注的焦点聚集于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为其生产传媒内容、设置媒介议题、建构话语空间，一个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群体形象在媒介上得以投射，并日益呈现出中产阶层趣味化趋势。可见，由经济结构变革所决定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尤其是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发展，深刻地影响着国家传播政策的调整、大众传播理念的变革，以及媒介产业的成长，诱发了媒体对高端受众和主流人群的想象和追逐，成为大众传媒“中产阶层热”的内在动因和必然要求。

　　2.中产阶层的群体认同感进一步刺激了媒介消费

　　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群体，身份的确立是其存在合理性的根本。社科院李春玲认为一个社会阶层是否具有其阶层意识，首先表现在其成员之间是否具有相互的身份认同，以及其成员是否意识到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在我国中产阶层形成的初期，从现象层面来看，应当说其阶层行为边界还不很清晰，阶层认知也处于萌芽状态。但是，随着学术话语和官方话语对这一群体的持续关注，中产阶层对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有了较高的主观认同。在“中国城市公众社会冲突观念调查”中，李培林等学者的调查统计结果表明，“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中层’的人比例最高，接近一半（46.9%）”，此外，“不同消费分层者的主观阶层认同情况”的调查数据表明，“消费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们确定自我阶层归属的一个重要判断因素”。[6]周晓虹等学者的调查则表明，当收入、学历等特征接近中产阶层时，更具有阅读偏好，其阅读更趋向于休闲与艺术享受以及职业追求，更注重阅读的信息量和文化趣味，而且书刊阅读已经成为中产阶层媒介行为的突出标志，[7]从而强化了群体内部的认同和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区别。

　　因此，在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明显的形势下，由于担心失去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每一种媒介都努力寻找最需要自己的阶层，并满足这一阶层的信息和利益需求，向其提供新的认同，即“我们应该怎样以及我们应该表现得怎样”。对于中产阶层而言，他们需要通过某种文化载体来完成自我的身份认知。按照社会认同理论，个人或群体通过“类化”“认同”和“比较”三个基本历程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和自尊。而新兴中产阶层对媒介的象征性消费正是社会认同三个历程的体现，并以此来确认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因为他们希望通过“拥有同样的编码、分享那些使您与另外某个团体有所不同的那样的符号”，于是“个体卷入了集体的消费仪式”，而这种行为往往扮演着和那个“抽象的共同体”进行联络的符号的角色，在鲍德里亚看来，这种阅读实际上也是“作为阶级象征来进行一种‘文化’活动”参与的。[8]读者通过阅读媒介引领的生活与消费方式，在消费想象中确立、巩固自己的阶层地位和身份。与此相应，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全球消费主义浪潮开始席卷中国内地，反映中产阶层阅读趣味的刊物逐渐赢得市场，“白领报刊”蓬勃兴起，如《世界时装之苑》《时尚》《瑞丽》《精品购物指南》《申江服务导报》《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新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等，恰好迎合了中产阶层潜在的自我形象肯定和社会身份认同意识，成为体现身份和阶层区隔的时尚符号性消费。

　　三、阶层偏倚现象是媒介遵循市场规律和商业逻辑的主动行为

　　勒纳（DanielLerner）认为，传播系统是整个社会系统发生变化的晴雨表和推进器。在世纪之交，中国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开始对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兴起的“新富阶层”予以认可和培育，作为社会晴雨表的大众传媒迅速作出反应，围绕“白领”“中产阶级”“中间阶层”等概念展开激烈讨论，许多不同介质的媒体都把这一所谓“有钱且有闲”群体设定为自己的目标受众，主动为其提供信息、设置议题、塑造形象、建构话语空间，在受众资源上展开了激烈竞争。不可否认，中国大众传媒市场化发展的结果就是媒体的城市化和中产阶级化。尤其是充斥各类媒体的现代广告，更是以成功的白领人士为典范，广告口味也越来越中产阶级趣味化。其实，目前我国大众传媒的中产阶层叙事，是根植于新的现代性的一种对“他者的想象”，最终呈现出一种“传媒的幻象”。但是经过数年来的“他者想象”所形成的累积效应，市场化媒体已成功地将“中产阶层”经营成为最具号召力的符号，即便是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中国内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的文化趣味已经有了标准的中国版，而‘中产阶级’的身份向往，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未被道出的最大时尚”。[9]

　　那么，从市场化媒体自身的角度来看，形成这种中产阶层偏倚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根据布尔迪厄的分析，个体、群体、机构、家庭等常常利用经济资源或文化资源以维护或强化自己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10]这是一个身份诉求和文化自觉的过程。大众传媒的“自利性”要求其内容生产与市场经营应该主动适应中产阶层对符合自身利益的话语空间的期待。[11]《新闻周刊》《瞭望东方周刊》《三联生活周刊》等媒体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顺应这种期待的产物。另一方面，根据媒介经济学理论，大众传媒在参与市场竞争中主要争夺的是受众资源和广告资源，于是自然形成一个二次销售和受众细分的经营法则。由于中产阶层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其消费能力和水平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回报就成为对媒介最具吸引力的指标，所以它们在传播内容设计上就努力偏向其目标受众的兴趣，形成一种“窄播”态势，“从一应俱全的百货商场式的经营模式转变为内容定位更加精确、更加细分的专卖店式的经营模式，向目标人群提供细分的、适应分众人群的综合新闻和定制化资讯的内容产品”。而且媒介与中产阶层联系起来更有利于在市场中树立起高端媒体的品牌形象，以吸引更多的业内外资本。因此，市场化经营模式促使媒介去自觉关注主流群体和高端受众。《时尚》杂志就因为是定位于白领的高端杂志，树立起名牌形象后才被多方投资者看好的。另外，城市广播交通台、电视财经频道的兴起等，在某种程度上都与有车一族、新富阶层的崛起密切相关。显然，无论是对中产阶层身份诉求的适应，还是对高端受众的自觉关注，其背后的推手实际上都是依据消费时代的市场规律和商品逻辑，以实现精准化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