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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媒介的阶层偏倚建构并固化了中产阶层的社会身份认同

　　根据社会心理学的观点，认同并非生而有之，它是在社会互动中不断建构的结果。在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作为社会存在的人们不断地对它进行感知，在感知的过程中又不断调整自己的观念和看法。在我国，大众传媒在社会对中产阶层的感知中发挥看似反映现实而实则建构现实的认知建构功能。近年来，大众传媒正不遗余力地在公共话语中建构“中间阶层”“白领”“精英”“小资”等关键词，形成一种概念的狂欢，尤其是从2000年年底《北京青年报》推出的系列专题——《寻找城市中间人群》之后，各类媒体对“中产阶层”的关注由曾经的集体沉寂迅速转向众声喧哗。“媒介的变革为中产阶层的崛起提供了隐蔽的社会平台、交流舞台，促进着阶层意识和身份认同的产生”。归纳起来，媒介对中产阶层的建构主要有三：一是话语建构，即关于中产阶层的“知识”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介话语被不断建构起来的；二是议题建构，对于一个尚未定型的社会群体，媒介依照自己的判断建构着想象中的中产阶层应该关注的议题；三是形象建构，媒介通过对中产阶层的概念呈现、群像呈现和个人肖像呈现合力描摹了一个新富阶层的集体映像。通过媒介的偏倚性呈现，在“生活方式、精神状态、价值观念、性格特征、社会功能等方面勾勒了当前中国中产阶层丰富而多元的类群形象”，[12]形塑着一种带有指示器性质的中产阶层群体文化，界定着一个特征日益明显的集团。然而人的主体性又被文化和社会所建构，就如约翰·斯梅尔所言：“就一个集团成员在其生活实际的基础上形成的对所在世界的认识而言，实际决定了文化；但是，文化又决定了实际的运行方式，因为它塑造了人们的行为举止。”[13]所以中产阶层被媒介建构的同时，也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建构着自身的阶层身份与文化认同。不过，就整体而言，由于“中产阶层”这一词汇本身就是舶来品，所以国内媒体对其身份建构主要还是基于西方原型对他者的想象而复制出的西方文化品位，一方面展示出这一群体作为理想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中的多数所应有的共性，而另一方面又通过媒体及广告显在或隐性的身份想象和意义赋予，让人们觉得“中国的消费空间正在被广告、电视屏幕上推崇的‘新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所主宰”。不可否认，“中产阶层对自身地位声望持续不断的诉求总是伴随着对各种时尚消费行为的肯定与推崇”。[14]可媒介对中产阶层社会责任感与政治参与等因素的弱化或屏蔽，则形成了他们的社会刻板印象。就在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真实”与“媒介真实”的建构过程中，中产阶层的身份认同被不断建构乃至固化定型，而且大众媒介还有效地传播了这一新的身份认同。

　　五、对媒介阶层偏倚的反思：传媒公共性与注意力经济之间的二律背反困境

　　在市场经济形成后，我国的传媒业进入了一个大市场，而“传媒市场是注意力资源生产和消费的主要市场，如何有效地吸纳受众的注意力，并将这种注意力稳固地维持下去，这是现代传媒在市场竞争中的焦点所在”。就中国目前的状况而言，新兴中产阶层的消费给传媒市场带来的潜在利润首先吸引了大众传媒的注意，所以在市场逻辑下，媒介对想象中的“高端人群”的阶层偏倚也就具有了合理性。但是，传媒作为社会公器，是聚合舆论力量的话语空间和表达场所，不仅要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还要提供公共交流平台。也就是说从“应然”角度出发，媒体应该超脱于各利益集团和阶层，切实保障和实现公共利益。然而，“传媒公共性的缺失与自利性的膨胀”[15]这种二律背反的现实状况却一直困扰着大众传播领域。其实这种二律背反困境的本质和核心就是“传媒与政府、市场、公众之间关系问题”。在政府、传媒、市场、公众四者的结构关系中，媒体出于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逐，必然会对市场（目标受众）形成一种强依赖。而媒体之遵循商业逻辑，就会导致公共资源的非公共使用，必然会形成“影响其独立性和批判性的双重价值取向”：一是出于自利性需要而与利益集团达成妥协，对新闻话语进行选择性重构；二是为了经济利益而必然取悦其目标受众而对其他阶层形成传媒歧视。传媒的公共性在此种挤压下就显得比较脆弱甚至被消解。因此，有研究者认为，“从政府、传媒、公众三角结构关系看，理想的结构状态应该是，公众加入博弈结构，产生三方博弈均衡。要使三方博弈均衡，制度必然在选择政府取向、传媒取向的同时选择公众取向”。[16]可是，只要市场这只隐形之手插入了政府、传媒与公众的三方博弈中，又如何能打破二律背反困境以实现结构均衡？又如何保证传媒的公共性不被消解？诸如此类的问题，始终无法回避却又是一个现实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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