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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佛教自印度传来，历代政府，对僧俗教徒，虽有相当管理，但在教徒方面是没有统一组织的。有的只是各个寺院独立存在的丛林，以及管理僧伽的内部之“清规”而已。中国庙产各宗各派分立，彼此相互独立，各有各的管理清规。在这种情况下，佛教界非常松散，各派相互对抗，互不团结。清末民初的庙产兴学运动无疑是要灭亡佛教，在此危机之下，佛教界犹如一盘散沙，迫于形势佛教界必须团结起来，建立起统一的组织，力图保护寺产，以捍卫自身的生存权。
　　一、民国佛教会的创立
　　民国初年，李政纲、欧阳渐等七名在家居士倡议建立“佛教会”，因得孙中山复函，声势高涨，于是发第二布告，斥骂僧尼四众，欲一举催灭，成立李政纲等的新佛教，这遭到全国佛教徒的反对。1912年4月，天童寺寄禅和尚邀治开、清海、谛闻、太虚等以中华民国全体僧界共同组织“中华佛教总会”，并依各省县原有的僧教育会改组为分支部，拥有省支部二十多个，县分支四百多个，这成为中国佛教从未有的全国统一的团体。“中华佛教总会”订立章程十三条，以“统一佛教，弘扬佛法，以促进人群道德、国民幸福”为宗旨。以“昌明佛学、普及教育、中外布教、组织报馆、整顿教规，振兴实业、保守权利提倡公益”为纲要[1]。这佛教事业，大有规划，政府对该会准予备案，全国寺产得以保存。同时李政纲四众组织之“佛教会”，自动宣布停止。至民国二年，因寄禅会长之死，中华佛教总会大受打击，会务渐渐消沉。到袁氏称帝，全国政治混乱，佛教会遂完全停止进行，1916年袁氏失败后，有人持此招牌招摇，政府遂下令取缔之。[2]
　　虽然中华佛教总会在政府的压迫下不得不解散，但它是中国佛教徒初步摆脱政府直接控制，试图联合起来与外力抗衡以保护自身应有权益的第一个全国性组织，这与古代佛教组织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它开创了中国佛教组织的新模式，形成了区别于古代的新传统。[3]
　　二、民国佛教会的发展
　　1916年北洋政府取缔佛教会后，全国各省各自为政而无统一之佛教会。在此期间亦有僧徒谋划建立全国性僧团，但都因外部政局混乱、内部僧徒派别纷争等原因而没有成功。但在各省僧伽，为保护寺产，与地方当局接近，独立组织省佛教会，或省佛教联合会以护教保产。如广州六榕寺住持铁禅在六榕发表论文寺恢复了在1912年建立广东省佛教会，并任会长。建立初广东省佛教会有几项改革举措：“1、设立各属分会。2、创办《佛学丛刊》。3、组织宣讲所。4、设立阅经所、阅报所。5在各类寺院山场扩大种植业和畜牧业”。 [4]与此相似全国各地为了保护寺产，由有实力的僧徒依靠政府力量组成地方佛教会。这些组织互不隶属，有的是昙花一现，有的在达到少许目标后也销声匿迹。
　　1928年5月国民政府在全国教育大会上通过了没收寺产充作教育经费，改寺院为学校的决议。佛教界遭受自清末以来最大的一次寺产危机，因而形成全国佛教徒空前的大团结。当时最重要的对策就是成立一个统一组织，一旦寺院面临被侵犯的危险，能够迅速采取行动。1929年11月12日来自17个省的代表在上海觉园集会，成立“中国佛教会”，它的宗旨是“联合全国佛教徒，实现大乘救世精神，宏宣佛教，利益群众”。其主要任务是：“兴办慈善公益”，“普及平民教育”，“提倡农工事业”，“设立各种研究所”，“宣传佛教”，“整理教规”等。圆瑛被选为第一任理事长、太虚当选常务委员。中国佛教会吸收了一些居士参加，但还是由僧人控制。此后中国佛教会一直延续到解放前。
　　三、革新派推动佛教现代化的努力
　　当时佛教会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太虚为领袖的革新派。早在1913年，太虚大师就在上海静安寺为寄禅和尚举行的追悼会上提出教理革命、教制革命和教产革命的三大革命口号。太虚大师所谓“教理革命”，其重心在革除以往佛教专为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政策的工具，以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精神，以五戒、十善来改善国家、增进人类互助、互敬，完善社会制度。所谓教制革命，则是反对深受家族制度影响的寺院住持制度和传法制度，呼吁传承制改为选贤制，主张从佛教学院中选拔优秀僧人住持寺院，使其适应时势，成为合理化的现代僧伽制度，建立真正住持佛法的僧团。所谓寺产革命，就是使佛教财产成为十方僧众所共有，不为少数住持所私有，要用之以供养大德，培养青年僧材和兴办各种慈善事业。太虚的改革思想无疑触及到一些僧人的利益，特别是江浙一带强大的保守势力，早在1912年太虚及仁山等在金山寺召开“佛教协进会”。会中仁山提议金山寺兴办佛教大学，以金山寺产，拨充经费。这得罪了保守派的青权、寂山等僧人，会中仁山遭到他们的殴打，佛教协进会经此打击，太虚的改革无形停顿。这是新旧势力的第一次交锋，以改革派失败告终。中国佛教会建立后改革派与保守派一直斗争，但直到抗战开始，保守派仍占主导，使到太虚的改革主张实施得不多。
　　战争结束后，政府对没收寺产的放纵有所抑制。1945年12月，内政部和社会事务部联合成立一个委员会，不单是改组佛教会，而且批准太虚成立“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此会管辖的范围要比以往的佛教会大得多。经过两年的准备，“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于1947年5月，在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但太虚在大会召开前两个月去世，太虚最终没有实现自己终生从事的佛教的三大革命目标。该组织对战后寺产的保护和整理上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在从事社会公益及在整理佛教内部僧伽方面则收益不多。直到民国灭亡，“中国佛教会”也没有成为一个组织严密、成效卓著的组织。
　　四、小结
　　佛教会的产生是迫于庙产兴学危机而被动做出的改革的产物，首要目标是保存寺产及自身的生存权。当寺产危机稍有缓和，则失去改革的动力，加上当时佛教界的保守势力强大，太虚的改革主张遭到阻碍。即使如此，近代佛教会的成立开创了中国佛教组织的新模式，使到一盘散沙般的佛教界团结起来，并在保护寺产，督促政府立法、沟通政府与寺院等事务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在监督僧人行为、推动寺院实践慈善社会公益事业也起到一定的督促作用。近代佛教会无疑是中国汉传佛教进行革新的领导和推动者。一直到今天，佛教会组织依然是保护、领导佛教的核心组织。
　　【参考文献】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中华佛教总会章程[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706，707，708.
　　[2]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M].东初出版社，民国63[1974]： 99，100；觉醒.佛教与现代化（上册）——太虚法师圆寂六十周年纪念文集[C].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58，683；法航.改造中国佛教会之呼声[A].从中国佛教会史上检讨中央修正案[M]，苏川湘黔各省佛教联合会印行，1936：12.
　　[3]邓子美，陈兵.二十世纪中国佛教[M]，民族出版社，2000：40.
　　[4]广州市地方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卷一[M].广州出版社，199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