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01-02 16:53 文章来源:http://www.lunwenbuluo.com 作者:袁咏红 王俏蕊 点击次数:
日本警视厅1990年统计,当时全国有右翼团体约840余个,成员12万多人。这与右翼理论家荒原朴水稍早的估计相近,但荒原曾说,若包括“穿西装的右翼分子”即各界的隐性右翼分子在内,则全日本共有353万人。而2005年一份出自警视厅的统计,称当时全日本的右翼团体约900多个,成员仅1万多人。与1990年的统计相比较,虽然应该考虑到所谓“暴力团系统右翼”是否等于“行动型”右翼团体,还有右翼团体成员流动不居、聚散无常的特点等因素,但仍然可以肯定的是。右翼团体虽然略有增加,但经常参加行动的个人却在减少,团体的规模也越变越小。当然,参加街头行动的显性右翼人数减少,即意味着“穿西装的右翼”队伍人数增多。
二、日本隐性右翼势力及与其它右翼势力的合流
日本社会习惯所说的“隐性右翼”或“潜在右翼”,只是鉴于这种人没有公然组成团体,或者没有参加街头行动而已。其实他们在学界、新闻界、财界和政界从来就没有“隐”没有“潜”,而是一直在顽强地显示其存在和力量。冷战结束以后,由于大批二战后成长和出生者以生力军的形式加入。右翼势力整体上在扩大。
学界右翼势力的活动,集中体现为争夺历史解释的话语权。在战后日本。对于近代史上日本的“战争责任”及历史教科书问题,争论一直没有停止。上世纪5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前期,史学界和教育界的隐性右翼发动过两次篡改历史的攻势,但右翼观点的影响并不太大。
在二战结束50周年之际,学界的隐性右翼发动了第三次攻势。
1995年1月,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任会长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成立,马上便否定南京大屠杀,翌年7月又号召从中学教科书中删除“慰安妇”的内容。同年12月,“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一般简称“新编会”)宣告成立,电气通讯大学教授西尾干二任会长,藤冈信胜为副。该组织有理事、会员、执笔人、监修人等数十人,均为大中学校教师(包括一名漫画家,“新编会”被著名史学家田中正俊称为“乌合之众”)。
“新编会”大量篡改历史。如2001年春季,由“日本书籍”、“东京书籍”和“大阪书籍”等出版社出版的7种历史教科书,对“慰安妇”问题都有记叙;而“新编会”的3种教科书全都删除了这一问题。关于南京大屠杀,前面所说的7种教科书的表述是“据说有20多万人”,“中国方面强调说超出了30万人”,本来就有所保留;而“新编会”的3种教科书全部删除了这一问题。而“新编会”的3种教科书还嫌这种表述有损日军形象,只采用了“大量”、“多数”的模糊表述,其中有1种还加上了“没有定论”的注释。
新闻、出版界的隐性右翼也加紧推波助澜,以富士电视台为大股东的“产经系”属下的《产经新闻》社和扶桑(出版)社的行动最恶劣。因为“新编会”的教科书由扶桑社出版发行,故在1999年10月,《产经新闻》就连载《教科书通信簿》,在吹捧新教科书的同时,对现用的7种教科书妄加改击。2001年2月22日,该报刊登大野敏明的文章。论证“大东亚战争”的“正当性”。还刊登古森义久的文章,说中国对新教科书的批评,“事实上相当于干涉内政”。该报刊文攻击对新教科书持有异议的《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恐吓拒不选用新教科书的一些县教育委员会。
右翼文人极力将有关历史定论及不同的学术结论妖魔化。佐治芳彦集中攻击所谓“东京审判史观”,在电台、互联网上为日本开拓罪责。另一媒体撰稿人安田隆之,则蔑称持有所谓“自虐史观”的日本知识分子为“向左方外侧拧派”,攻击进步人士吃里扒外。安田隆之点到多人的名字,“声讨”他们的“罪行”,如说“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的事务局长俵义文是“走遍亚洲各地进行反日宣传的行者,对扶桑社进行了有力的业务妨碍活动”;攻击日本放送协会(NHK)制片人长井晓“制作带倾向性的节目”;还有说过“祖父母和双亲犯下的罪行,必须由我们所有的人来承担”的著名作家渡边淳一,都受到了安田隆之的猛烈攻讦。
政界右翼是学界、新闻出版界右翼的支持者和指导者。1995年8月,自民党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出版了《大东亚战争总结》一书,声称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是为解放亚洲民族,否认存在南京大屠杀,号召“为新教科书而战”。1996年6月。国会众参两院116名自民党议员组成“‘光明日本,国会议员联盟”,“战前史观”的代表人物、原法务大臣奥野诚亮担任会长。1997年2月,“历史,研究委员会”成员中川昭一、安倍晋三等人,又成立了“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年轻议员之会”,成员有众参两院自民党少壮议员107人,该会与“新编会”的关系最为密切。2001年5月,自民党本部“政策调查会”以会长麻生太郎的名义,向都道府县的自民党本部发出通知,诬指市民要求不选用新编教科书的活动是“不正当的政治干预”,各本部必须注意“监视”。
文部省(2001年初与科学技术厅合并为文科省)对教科书出版社直接施压,地方议会乘机配合,到2000年11月末,已有35%的地方政府和议会通过了“新编会”提出的“请愿”,即排除学校和教师的教科书选用权,由各地的教育委员会决定选用何种教材,以便强行把新编教科书推进教室。
财界和企业的隐性右翼与其他右翼的合流,主要包括三种情形。一是工商界头面人物公然出任右翼组织的领导。如1997年,两个已活动20多年的右翼团体“保卫日本国民会议”和“保卫日本会议”合并为“日本会议”并组成全国网络,而日本产业界、商业界最大的全国性组织之一的“日本商工会议所”的会长稻叶兴作出任“日本会议”会长。二是右翼团体的头目或骨干投入企业界,以直接运作资金。《读卖新闻》曾经报道,右翼团体“全日本爱国者团体会议”的头目志贺三郎及其亲属经营的“酒井开发集团”,在7年时间内通过取得维修工程、清扫和零售商店等业务,从著名电影制片厂“东映”、东方乐园、常陆道路服务公司、日本道路公司等大型企业获得总额不下100亿日元的资金,又用来资助右翼团体。三是大企业大财团公然向右翼组织提供资金。诸如鹿岛建设、三菱重工、住友银行、横滨银行、日野自动车、昭和飞机工业等几十家企业和财团,均担任了“新编会”的赞助会员。从本质上看,这些大企业大财团不仅是日本右翼的社会基础,其头目和骨干本身就是隐性右翼。而且鹿岛建设和三菱重工等企业,在二战前和二战中就是靠发战争财而崛起,90年代以来又因“强制劳工”问题遭到多国受害者要求赔偿的起诉。故无论是为了避免经济损失,还是挽回颜面,他们支持篡改历史就毫不出人意外。
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政界的隐性右翼一直在与“遗族会”等右翼团体相互呼应。1985年8月15日,时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率领当天在东京的全体阁员首次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国会中“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的成员纷纷前往。此后是否参拜靖国神社,成了右翼对首相、阁僚和议员加以衡量的一个标志。1996年时任首相的桥本龙太郎,为避免国内不同意见的批评,提前日期至7月29日但仍以公职身份参拜,8月15日当天则有8名阁员和200名国会议员参加神社大祭拜。2001年小泉纯一郎担任首相后,当年就参拜了靖国神社。此后尽管司法部门多次做出首相和大臣参拜神社属于“违宪”的裁决,但小泉一意孤行,在其担任首相的5年半中每年都去参拜。其中200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中日双方商定举行一系列庆祝纪念活动,但当年小泉和88名议员以及90多名议员所派的“代表”仍然举行了参拜,丝毫不顾及中国人民的情感,导致了中日两国关系长期“经热政冷”局面。
右翼政客的著名代表石原慎太郎,在主张“修宪”、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等等问题上无一不与,而且他曾公然为行动型右翼的暴力行为辩护。2003年9月10日,一个名为“建国义勇军国贼讨伐队”的右翼团体成员,潜入外务省审议官田中均私宅安放定时炸弹,还书面谴责田中均实行“软弱外交”并且“通敌”。事情暴露后,身为东京都知事的石原居然平淡地说,“任何时代都有牵涉到政治的恐怖活动”,并攻击田中均“卖国,罪该万死”,“被人安放炸弹是理所当然”。作家吉田司称石原为“语言上明知故犯的思想犯”,认为石原“容忍恐怖行为”,无异是对日本重走“血腥道路火上浇油”。但石原居然能两次选上东京都知事,这一事实应该引人深思。
右翼势力的合流还初步体现在军界。2001年成立的“确立新世纪安保体制青年议员会”,由150多名少壮派国会议员组成。他们又和军队、防卫系统中的“新战略派”人士设立了“日本战略研究论坛”。他们共同要求修改和平宪法,推动军事立法,扩张军备,鼓吹“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军界也有人发表歪曲历史的言论。如2008年10月31日,防卫省航空幕僚长田母神俊雄发表《日本曾是侵略国家吗?》的文章,宣称“认为我国是侵略国家,这真是冤枉”。他说日本“合并”朝鲜和在中国东北、华北驻军,“是按照条约进行的”;日本“是被蒋介石拖入日中战争的受害者”,偷袭珍珠港“是掉进了罗斯福设下的圈套”。不仅否认日本的侵略历史,还进而鼓吹日本要“摆脱东京审判的精神控制”,“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攻击性武器”,“建立(依靠)自身力量的防卫体系”。虽然以前日本也有老退伍军人和由文职出任防卫省(厅)官员的人有过类似言论,但由军中出身并担任现职高层将领的人公然作此发言,很难说没有某种指标性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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