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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研究领域的“科学化”进程，整个学科序列实践领域的“科学化”进程要滞后得多。

　　越是靠近人文学科一端的学科，其所面对的对象比物理世界更为复杂，研究得来的规律比自然科学更为特殊、具体，只在一定条件下、一定领域中及一定时空内起作用。因此，这些学科(如社会学科)的基础理论，比成熟的自然科学理论更为具体化，更难形成成熟的“技术”，更难将实践转化为“理论的直接应用”。

　　但是，总是以某种理论作为指引。当科学的理论不足以指导实践时，常识理论或个人经验就会毫不犹豫地占领这些领域。比如，在医学领域，医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新的药物与新的治疗方式层出不穷。但有些医院，尤其是一些小诊所，医生仍然在根据个人经验、陈旧的教科书及代代相传的专家意见进行治疗。他们可能花100元来治疗10元就能治好的病，用10天的时间来治疗1天就能治好的病。总之，在没有比较、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医生可能会长期地按照自己的经验进行治疗，误认为自己的治疗方法是最为经济有效的，而从未意识到他们原本可以采取更为有效的治疗方法(在这种医疗模式中，医生的从业年资，在某些时候可能与疗效呈负相关)。

　　同样的情况，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也屡见不鲜。比如，某位中学英语教师一直喜欢“逼迫”学生死记单词、硬背条条框框的语法，不愿意创设应用语言的情境。他数十年如一日地用着同样的方法教学，并自信地将学生的成功归因于他的有效教学，把学生的失败归咎于学生自身的缺陷。他毫无顾忌，从不反思，直至退休时，看到自己桃李满天下，还欣欣然焉。他看不到，也从未想到过，很多非常聪明但不适应他的教学方法的学生，因为他的无效教学而耽误了一生。在传统的教学方式中，这位老师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甚至他自己也从不会觉得愧疚。尤为不幸的是，如果他手中握有权力，他极可能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推广自己所擅长的教学方法，使更多无辜的学生受到伤害。

　　这样一种基于常识与个人经验、缺少监管且时常与科学理论脱节的实践方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社会科学的主流实践方式。当然，人们一直在努力将自己的实践方式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但在基础研究领域“科学化”、应用研究领域“技术化”之前，科学的理论本身尚在建构之中，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改变与之关联的实践形态。这也为当年的医学、社会科学及当前的人文学科解释自身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原因”提供了合法的“理由”。

　　但随着享受到成熟自然科学精准、可预测、可控制、可重复实践方式民众的数量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人们逐渐对这些学科实践领域的“不作为”失去了耐心。这种不满夹杂着其他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迫使社会科学发展“社会技术”，时时处处以科学的研究证据为基础来指导自己的实践，试图实现实践领域的“科学化”。

　　这一轮实践领域的“科学化”已经开始。它同样是以物理学、化学等的实践方式(工程)为模范，以生物学为先导，再从医学逐渐扩散到社会科学。比如，在生物学中，很快就出现了细胞培养、细胞融合、基因操作、单克隆抗体、酶和细胞固定化以及连续发酵等技术，形成了类似工程或技术的实践方式(即所谓的生物工程或生物技术)。紧接着，医学的实践领域(尤其是临床医学)也着手推动“科学化”的进程。但是，正如上文提到的学科序列顺序，医学处于整个序列的中间位置，有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双重性质(心理学亦自称如此)。显然，它的实践领域的“科学化”不能完全仿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时代在呼唤着一种既能顺应这一理论冲力，又能考虑到学科特殊性质的新的实践方式。果然，在各门学科基础与应用研究领域纷纷推进“科学化”的同时，大致在20世纪80－90年代，医学的实践领域凭借自己的独特的学科位置，综合考虑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特性，最先取得突破，形成了“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并最终促成了一种名为“循证实践”(evidence－basedpractice)的实践方式。

　　三、社会科学的实践如何“科学化”:来自循证医学的启示

　　(一)循证医学的内涵及历史发展

　　理论上的逻辑发展只是提供了一种必然性，它的最终实现还需要一个合适的时代环境。此处暂时按下理论的发展逻辑不表，先来简要回顾一下医学发展的时代背景。

　　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各国的经济逐渐恢复，对民众健康服务的投入逐年增多。以美国为例，从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政府为推动社会福利制度，推出了面向老年人的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与面向穷人与低收入者的医疗补助制度(Medicaid)。一时之间，美国的医疗费用迅速增长，人均医疗费用在全世界名列前茅。但是，高投入并没有带来高收益，国民的健康情况仍然不容乐观。愤怒的民众在官方及学者的有意或无意的引导下，将矛头指向了缺乏监管的医生。他们认为医生是医疗改革的重要障碍。一方面，医生准入门槛较高的、相对具有封闭性的专业知识体系，使他们拥有超越病人及监管机构的权力。他们可能通过提供不必要的服务，从病人或保险公司那里获得更多的利润;另一方面，医生可能因为疏懒或知识陈旧，而未采用当前最好的治疗方式进行治疗，使得病人与国家遭受巨额的生命、财产损失。

　　民众的不满最终导致了新的法律出台。1973年，美国健康维持组织(HealthMaintenanceOrganization，HMO)通过一个法案条例(Actof1973)，对医院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并于1983年，推出了当今赫赫有名的按病种付费系统(Diagnosis－RelatedGroups，DRGs)。这一系统的出台改变了政府与保险公司关于医疗方面的付费方式，规定政府对联邦医疗保险的病人只按系统目录的固定价格付费。而且，政府还认为医院不应该向享受联邦医疗保险的病人收取治疗利润及管理费用(有时付费价格只有医院牌价的40%)。这样，政府支出的医疗费用确实大幅减少，但医院的利润也因此锐减。为了弥补这一缺口，医院也不得不另谋出路，开始改变原有的医疗体系，通过合资、合并及优化管理等方法来提高医疗效率、减小医疗成本，形成了健康维持组织等医疗联合体，所谓的管理式医疗(managedcare)就在这一背景下逐渐兴起。

　　管理式医疗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方法来达成自己的目标:(1)通过组织一些机构，从管理上拉近医生与病人的距离，节省中间的管理费用;(2)将保险的部分资金用于预防疾病的发生;(3)严格监管医疗进程，要求治疗者尽量使用现有的、最佳的治疗方式，保证医疗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治疗疾病。第三种方法是管理式医疗最重要的方法，它与医学实践领域“科学化”的理论冲力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只有运用“科学研究”，促使实践领域的“科学化”，才可能找到所谓的“最佳的治疗方式”。这样一种基于证据的医疗理念，披上科学理论的外衣，最终获得了一个能令人望文生义的名字，即“基于证据的医学”(在中国译为“循证医学”)。循证医学诞生后，得到了官方、民众的双重认可，迅速发展成为一场横扫整个医疗领域的循证实践运动(evidence－basedpracticemovement)。

　　当前有关循证医学的定义很多，其中最为经典的定义是由“循证医学之父”Sackett提出的。1996年，他发文指出循证医学就是“医生严谨、清晰、明智地运用当前最佳的证据来为患者个体进行医疗决策”。循证医学为临床医生的实践提供了一种临床决策的方法与手段，代表着21世纪临床医学的主流方向，美国的纽约时报杂志将其评为2001年度最具突破意义的思想之一。

　　它将医生的临床技能与研究者的最佳证据整合起来，使研究者、病人、医生三个方面都得到了相应的考虑:(1)研究者关注实践问题，提供解决问题的研究证据;(2)医生从诊断、治疗、评估到预后均要遵循或参考相应的治疗指南或研究证据;(3)病人的价值观、主观意愿得到重视，病人也可以基于证据参与治疗决策，选择自己喜欢的治疗方案，主动地参与到治疗的过程中。

　　(二)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确立证据分级标准，开展循证实践

　　循证医学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以往“经验医学”的实践方式。它试图摆脱个体经验的偏见，使治疗实践完全基于严格的科学证据的基础之上，在医学范围内，初步实现了研究与实践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