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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中国的世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那么到底怎么办？自由主义自我救赎的故事值得回味。历史上社会主义观念的兴起和盛行是因为自由主义的危机，而拯救自由主义并使自由主义在西方彻底合法化的，则是二战以后西方理论家建构起来的描述其政治制度的极为保守的民主理论。具体而言，从19世纪中后期到二战的100年里，放任自由主义的泛滥及其给人类带来的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使得社会主义思潮空前活跃，以至于无论是哈耶克的思想导师米瑟斯还是熊彼特这样的经济学家，都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价值的合理性以及“人类大步进入社会主义”（熊彼特语）的现实挑战。

　　在这种世界大势之下，新中国等一大批新兴社会主义国家就等于民主共和国，这在当时不证自明，西方政治制度面临空前的压力和危机。于是乎，西方开始有组织的行动，学界精英开始自觉地与社会主义国家争夺话语权，并将西方现行的事实上是排斥大众政治的政治制度建构为民主制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熊彼特式民主”即“选举式民主”，把选举等同于民主。熊彼特这样建构民主：民主不是原来所说的人民主权或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主权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人民选举政治家来为人民做决定的过程。这样，在先后顺序上，选举是第一位的，人民当家作主是第二位的，2000年的多数人统治的人民主权理论被彻底颠覆，民主由一个一直被西方主流思想所排斥的负面概念变成一个正面词汇。

　　经过精英主义者萨托利等人的系统论证，“选举式民主”已经成为西方民主制度的代名词或象征性符号。而历史的真相是，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说过，选举制是贵族制的产物。在整个中世纪的欧洲，从宗教活动到世俗政治，都伴有程序精致的选举制，但是这时期的选举制被视为贵族制或君主制，而美国开国之父建构的是有选举但排斥大众的复合共和制。有意思的是，即使熊彼特建构“选举式民主”时期即上个世纪40年代，美国黑人却还没有选举权。一个主要族群还没有基本政治权利的国家，仅仅因为有了竞争性选举而被称为民主政治，这确实是话语的伟大力量。从此，选举与民主划等号，西方国家因为有了选举政治，过去长期被称为贵族制、代议制或复合共和制的国家一夜之间变成了“民主”国家。

　　显然，“选举式民主”是程序民主，也的确反映了西方有选举的政治现实。但是，政治权力关系如此复杂，政治过程又是如此充满着利益之争，选举怎么可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真实的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尽管如此，“选举式民主”还是为西方政治制度做了一次最有力量的符号化加工，在政治上挽救并充实了自由主义，并成为对外推广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

　　基于“选举式民主”的自由民主理论是二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成就，用萨托利的话说就是把“自由”与“民主”两个相互冲突的概念活生生地拧在一起，而成为最具挑战性的话语权。而这种话语权是怎么来的呢？美国社会科学的繁荣得益于三件事：国家进场、学术共同体和“范式”生产。

　　第一，国家进场。美国从一个托克维尔所说的不重视文化只重视商业的国家摇身一变而成为思想文化的集散地，国家起了特殊的作用。看不到这一点，以为美国总是多元主义而非国家主义，认为社会科学就是科学的而非政治的，实在是自欺欺人。

　　首先，国家给社会科学的定位：以“自由”为核心的心理战。在1947年3月12日发表的标志着冷战开启的“杜鲁门主义”，核心是“自由”，即所谓的保护“自由地区的自由人民”。据此，1950年3月，中央情报局拟定了一项被称为“冷战最高指导文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指令，决定实施以推广“自由”理念为基础的心理战，以证明西方的优越性。而诠释、传播自由理念自然是社会科学家的专长，大学教师特别是政治学系的教师承担了许多中央情报局心理战的工作。雷迅马指出：信奉“自由发展主义”的美国主流社会科学家影响乃至塑造了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发展”政策。

　　其次，美国政府的组织者角色与经费支持。在美国政府的扶持和规划下，以地区研究为中心的美国比较政治研究蓬勃发展。包括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军方和国务院等各政府机构与基金会、大学三方之间进行公开和秘密的合作，以促进苏联研究和地区研究。用于指称苏联的“极权主义”概念就是政府直接支持的产物。中国人熟悉的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白鲁恂（LucianPye）在给海军研究办公室的报告中，要求政府为社会科学家提供合作协议，研究如何“反叛乱”，并指出“社会科学研究是一块制高地，它将为国内安全力量的设计和发展作出杰出的贡献”。肯尼迪政府采纳了海军研究办公室的建议。在冷战时期，几乎所有的顶级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都在为国家做如何使美国更安全的研究项目。冷战时期的美国比较政治学因而也被称为大区域分科的学科。

　　第二，学术共同体。即政府支持下的学术共同体的兴起。学术共同体就是已有那些怀揣使命并具有共同的思想志趣和国家利益关怀的学者构成的学术组织。历史学家卡罗尔·布莱特曼写道：“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知识界的重要人物大概是第一次确认现在的知识分子不必非要站在对立面不可了。拥护国家并不降低知识分子的品格。”为国家服务，俨然成为冷战时期美国知识分子的天然使命。美国社会科学委员会比较政治研究分会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使命型学术共同体。这是一个以库恩的“范式”理论为指南而建立、强大起来的学术组织。在库恩看来，科学并不是以浩瀚无边的客观世界作为研究对象的，而是戴着具有信念色彩的“范式”这个眼镜去探索世界的。人、“范式”和研究的对象，构成了科学的“三体运动”。“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并不在于它拥有多少可靠的知识，而在于由这种特定的‘三体运动’所构成的自觉的、能动的、有目的的研究活动。”“范式”的产生，并不是因为它更科学，而是因为它更偏执、更坚定。自然科学尚且如此，何况社会科学呢？

　　库恩的“范式”直接影响着美国政治学的努力方向。

　　戴维·杜鲁门在1965年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就职演讲中特别推崇库恩的“范式”概念，认为范式是整合学科、达成研究共识、推动研究深化的基础。在杜鲁门看来，美国政治科学自形成伊始，便缺乏这种精确的范式。怎么办？如何改变美国政治科学当时松散、模糊的共识状况，在“研究什么、如何推进”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催生政治科学的范式呢？杜鲁门认为，应该达成学科自觉，避免在术语使用和研究程序上扩大分歧。

　　杜鲁门指出：“对政治制度这一问题的认真研究必然会诉诸于概念重塑（reconceptionalization），以及制度间比较的新的话语体系。事实上，自从十几年前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ScienceResearchCouncil）批准设立比较政治学委员会（CommitteeonComparativePolitics）之日起，这种政治制度研究的概念重塑就列入日程了。比较政治学委员会的使命看似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不过更大的任务其实是将全世界所有的政治体系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中，这个框架共享研究变量和属性，而不论这些政治制度的发展阶段如何。”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科学界以“概念重塑”为路径试图达到的学科抱负是多么宏伟：杜鲁门这里说得明白无误，比较政治学委员会对概念和话语体系的重构，是打算将全世界（尤其是新兴国家）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中来，并且摒弃了客观分析的基础———尊重该国、该地区的发展阶段和发展背景。杜鲁门坦率地揭示了当时美国政治科学研究的第一目标：寻求统一研究框架，而非尊重客观事实。

　　这非常明确地揭示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偏执的性格，如果非要给其一个定位，那就是政治科学包裹中的意识形态。

　　杜鲁门认为，对“科学性”的要求是当时美国政治学界的一个普遍共识，政治学者都乐于用“科学的”方式来研究政治。不过，对于科学的本性该如何看待呢？什么是科学？杜鲁门说，“（科学）并不保证每一个结论的真实性，也不保证完全摒弃偏见（例如研究人员的价值观）。科学，并不意味着一条泾渭分明的分割线，将可冠以‘常识’的知识和信念与声称是‘科学’的知识截然分开。科学也不确保只有知识能够、并且应该成为学科的一部分。”杜鲁门将当时学者们对这种广义上“科学”的热衷视为政治科学形成共识的一个契机。怀着一种建立政治科学范式和学科共识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心，杜鲁门指出：库恩的观点给人的启示是，“‘某领域如何才能滚滚向前？’这个问题比‘它是科学的吗？’更根本。库恩如是说，而我也深为赞同，这种争论在经济学家那里就比较少，并不是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是科学，而是因为‘他们对于过去和现在的成就存在共识’；因此说白了，他们的共识不在于‘科学’，而在于经济学本身。”

　　杜鲁门的就职演说反映了他对于构建政治科学共同体、共识和新范式的雄心壮志。而这种共识和范式是优先于“科学性”的。杜鲁门最关切的是如何推动政治学科向前发展的实用效果，而并非学究气的客观真理。

　　随后的1966年，阿尔蒙德成为美国政治学会主席。

　　在他的就职演讲上，他开宗明义要沿着前辈杜鲁门的思路继续往前走。他这样说，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使命”，美国政治学应该继承启蒙时期的“使命”，为全人类带来民主、自由、公正、法治等福祉。

　　为此，政治学家应该更爱自己的国家，并以来自自己经验的理论范式而进行跨国的比较研究，“政治科学中的一些子领域：政党、利益集团、大众舆论和传播、官僚制研究———这些研究之前几乎全部建立在美国经验上，现在却要转化成政治体系的术语，并放在跨国比较的背景下。”因此，尽管是进行全球政治体系比较，尽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体系理论和结构功能理论，但是这些看似冷冰冰、通用的“术语”背后却有着特殊的“经验”。

　　第三，“范式”和概念的再生产。学术共同体所研究的都是那些最基础的理论和能够普世化的学科范式。正是因为阿尔蒙德、杜鲁门、白鲁恂等一帮具有“范式”信仰和国家使命的知识分子的努力，美国比较政治学才建构出一套影响整个世界的一般理论，比如系统理论、结构—功能主义、团体理论、政治文化理论以及由它们所构成的自由发展主义理论。

　　在概念上，战后西方社会科学的最大成就是“自由民主”论述。在西方历史上，“自由”是精英的特权，而“民主”是大众的权利。在“人类大步进入社会主义”的时代，如何将“民主”纳入“自由”，以“自由”来规制或驯化“民主”，是战后美国学术共同体的最大使命。他们成功了，建构出一套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自由民主”。“民主”拯救了自由主义，自由民主理论本来是用来保护精英利益的，结果变成了后发展国家一些民主主义者的思想指南。而当“竞争性选举”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的西方眼中的“独裁者”时，西方理论界又给这些政权贴上“选举式威权主义”或“竞争性威权主义”的标签。

　　这样，借用库恩的科学活动的“三体运动”命题，“国家支持———学术共同体———文化再生产（基础理论研究和话语权建构）”就是二战后西方社会科学繁荣的“三体运动”的路线图。美国赢了苏联，用尼克松的话说“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冷战对峙中，与其说西方赢在军事和经济，不如说赢在话语权和心理战。当对手按照自己的观念、理论和话语去思维时，对手事实上已经输了。在一定意义上，是国家主导下的学术共同体所生产的文化产品、而不是依靠技术和经济实力的星球大战计划战胜了对手。

　　三、建设中国社会科学的“三体运动”

　　遗憾的是，中国依然是其他理论的“试验场”。历史教训是，一个真正强大的中国必须是理论的“发源地”，即有基于自己历史、文化和实践而形成的观念与理论，而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国家支持下的大量的基础理论研究。可喜的是，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习近平在强调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性讲话中，指出要有“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但是，实现“三新”决不是容易的事。

　　第一，无处不在的“国家”。国家资助的研究经费很多，但是都用在什么地方呢？对外传播、出版补贴和重大策论性课题。这些都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因为社会科学既是政治的，也是用来解决现实问题的。但是，必须意识到，我们最大的挑战不是所谓日常生活中的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而是支撑一个国家的话语权问题。没有基于自己基础理论的话语权，对外传播也好，各种出版物也罢，甚至各种策论性研究，所用的观念、理论、话语甚至研究工具都是既有的，因而这样的工作和经费投入必然事倍功半，甚至可以说是在用国家的力量推广既定的西方思想成果。再说，一个残酷的现实是，有几个具有决策权的部门主管、更别说最高决策层会研读学者的动辄几十万字的策论性研究？各部门均有自己的研究室，政策性问题他们会去面对，而且可能更符合实际，效果可能更好。再则，策论研究不是学者的强项，虽然中国历史上学者具有经世致用的传统，不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因而习惯于策论。但是，不得不承认，学者的策论大多数是大而无当的或理想主义的，根本生产不出决策者想要的政策建议或政策产品。毫无疑问，对于有关主管部门而言，这样的“表面化工程”的投入就是简单的花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工程和项目，因而是政绩。必须承认，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很多立竿见影的效果最终都是无效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