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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从国家历史演进的视角对中国体育发展走向进行研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发展走向经历了3个阶段，包括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体育事业发展期；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曲折发展期；竞技体育优先发展，群众体育“随动”发展期。认为中国体育的发展始终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满足了不同时期国家利益的需要；“赶超型”的战略思想贯穿始终，表现出动态性、应对性和局限性等特征。提出要发挥体育在国家崛起中的战略价值，未来中国体育发展战略要继续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满足新时期国家利益的需求；体育战略发展既要重视国家政治诉求，也要满足社会人本需求；重点应包括青少年体质健康、公共服务水平和体育的经济文化价值。
　　关 键 词：体育管理；体育战略；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中国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historical evolution， the authors studied Chinese sports development trend， and dre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Chinese sports development has gone through 3 stages， including a popularization and improvement combined sports undertaking development period， a competitive sports and mass sports zigzag development period， and a competitive sports followed by mass sports development period； Chinese sports development always serves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having met national interest needs in different periods； “exceeding type” strategic ideology has been implemented all the time， showing such characteristics as dynamic， responsive， limited etc.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proposals： in order to exert sports strategic value in China’s rising， future Chinese sports development should continue to serv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meet national interest needs in the new period； sports strategy development should value China’s political demands， also meet social and humanistic needs； teenager fitness， public service and sports economic and cultural value should be highlighted primarily.
　　Key words： sports management；sports strategy；mass sports；competitive sports；China
　　体育发展战略是遵循体育发展规律，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因素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环境，对未来某个特定时期内体育发展的指导思想、政策、布局、任务等进行的高层次和全局性谋划[1-2]。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的发展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演进历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展重心在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之间不断进行着转移与调整，并服务于特定时期的国家发展战略。当前我国体育事业正处于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时期，思考未来中国体育的发展走向，制定出适应未来我国社会发展的体育战略，这是一个现实课题。本研究从国家历史演进的角度，对中国体育发展的走向进行回顾，对体育发展走向的特征进行了思考，以期对于合理规划未来中国体育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1 中国体育发展走向的回顾
　　从中国体育发展走向来看，大致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3-6]。第1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9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召开，是我国群众体育大发展的10年，这10年间群众体育发展要相对好于竞技体育，走的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发展路线。第2阶段，从1960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后，在“大跃进”、“路线斗争”和“体育革命”及10年文革动乱影响下，体育事业发展缓慢。群众体育发展低落并呈畸形“繁荣”，竞技体育则“缩短战线、调整巩固、保证重点”。第3阶段，从1979年开始至今，我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恢复，在奥运争光计划、全民健身计划、竞技体育优先发展等战略思想引导下，竞技体育呈“跨跃式”发展。群众体育伴随竞技体育而“随动”发展[3，6]，发展走向相对平稳。相对而言，这一阶段竞技体育的走势要远高于群众体育，走的是竞技体育“优先发展”，群众体育“伴随发展”的路线[7]。
　　1）第1阶段：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发展期（1949—1959年）。
　　这一阶段经历了“1949—1955年，运动的普及化与经常化”和“1956—1959年，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两大转变，群众体育率先成为发展重点，竞技体育处于从属地位，主要是推动群众体育的发展。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9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召开，群众体育率先成为我国体育事业的重心。新中国成立后，出于社会生产建设和国防发展的需求，体育事业围绕着“为人民的健康服务、增强身体素质”为中心，体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8]。1949年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成立，提倡国民体育。1952年，我国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我国体育有了专门的体育工作领导组织，同年6月，毛泽东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强调要开展经常性、广泛性的群众体育运动，对全国群众体育运动的开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1952年，荣高棠在《为国民体育运动经常和普及化奋斗》中强调“体育运动的开展要面向全体群众，讲究开展的普及化与经常化，体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增强人民体质，为国家建设服务。”[9]这一方针的提出，使我国体育进一步确立了以“运动的普及化与经常化”为核心的群众体育发展战略，成为建国初期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方向。1954年中共中央推行“劳卫制”，颁布“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的暂行条例，掀起建国初期群众体育运动的高潮。1956年，国家体委公布了基层体育协会示范章程，大力发展基层体育协会，广招协会会员，兴建基层体育场馆，为群众体育事业提供了物质基础，群众体育发展得到了较好保障。
　　我国竞技体育起步较晚，从1952年参加第15届赫尔辛基奥运会开始，我国竞技体育才崭露头角，然而这一时期的竞技体育并未受到重视，主要是为推动群众体育的发展服务[10]。1952年，团中央倡导“选拔优秀队员集中训练”，并组建了“中央体训班”，我国竞技体育有了初步发展。然而，由于当时群众体育的政治任务过于重要，竞技体育的发展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再加之，一些群众认为“竞技体育是资产阶级锦标主义思想的产物，发展竞技体育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10]，这种“极左”的思想阻碍了竞技体育的发展。1956年，国家提出“大力发展群众体育，在群众体育加快发展的同时要提高运动技术”的方针，自此，提高运动技术能力开始受到关注。1959年，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普及与提高做了界定，提出体育事业发展要“普及和提高相结合”[9]。同年，我国第一届全运会召开，在检验建国初期竞技体育水平的同时，再次强调体育事业要普及与提高共存，自此，“运动的普及与经常化”的体育发展转向于“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竞技体育迎来发展机遇。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的10年，我国的体育事业主要是以群众体育为发展重心，竞技体育起步较晚。这是在特定时期内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发展下做出的理性选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符合“体育为国家建设、国防和生产服务”的国家政治需求，顺应“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社会需求。
　　2）第2阶段：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曲折发展期（1960—1978年）。
　　受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这一阶段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曲折而缓慢，主要体现在群众体育低落与“畸形”发展，竞技体育调整巩固与保证重点两个方面。
　　第一，群众体育低落与“畸形”发展。从1960年开始，在“左”的思想路线、自然灾害和社会经济困难的影响下，我国群众生活遭遇到严重威胁，在温饱尚不能解决的情势下，国家控制群众体育的发展规模。并且，当时群众体育发展的物质条件匮乏，致使群众体育工作陷入了低谷。多数群众丧失了参与体育运动的基本条件，一些社会体育组织活动形式逐步简化，如职工体育除了开展一些简单的工间操、棋类、跳绳等体育活动外，不再开展大型比赛；学校体育活动实行自愿组织的原则，农村颁布了“少搞和不搞体育活动”的文件，甚至一些地方体委也被撤销，严重影响了群众体育的开展。1966年开始的“文革”10年，在“路线斗争”和“体育革命”的影响下，群众体育被浓厚的政治色彩所笼罩，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群众体育形式主义色彩强烈，逐渐凸显出了“畸形”发展的态势[10]。各级体育组织机构遭冲击，一些体育领域的干部被“下放”。这一阶段我国群众体育出现发展停滞和历史的倒退[11]。
　　第二，竞技体育调整巩固与保证重点。从1960年开始，我国经济发展陷入困境，由于社会资源匮乏、国家经济建设艰难、人民缺乏基本的运动条件，在短时间内无法实现体育事业的整体赶超，进而采取了“调控群众体育，巩固提高竞技体育”的战略思想，体育工作以运动训练为发展重心，确立了“缩短战线、保证重点”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从而实现在体育领域的局部赶超[12]。1960年，我国登山队成功登上珠峰，1961年乒乓球队获得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3项冠军，1963年在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上打破了两项世界纪录，这些优异成绩的取得，为竞技体育的优先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之，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动乱使我国体育事业遭受到了严重破坏，控制群众体育发展、调整竞技体育发展项目、保证重点的战略思想是遵循我国特殊的经济社会形势下的不得已选择，但导致了体育发展的不平衡，给我国体育事业的整体发展埋下了隐患。
　　3）第3阶段：竞技体育优先发展，群众体育“随动”发展期（1979年至今）。
　　首先，竞技体育优先发展。1978年开始，竞技体育开始呈现跨跃式发展态势。这一时期，经历了由竞技体育优先发展带动群众体育平稳攀升的发展走向。这一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为我国体育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并且，1979年，我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面对国际竞技体育的激烈竞争，我国体育事业面临着新的挑战。在提高国际地位、振奋民族精神的政治诉求下，竞技体育受到高度重视，确立了竞技体育优先发展战略。举国体制随即出台，成为保障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运行机制。在举国体制的推动下，我国竞技体育迅速发展。1995年，颁布了一部《体育法》和两个《计划纲要》，贯彻实施奥运争光与全民健身相结合的发展战略（1995-2000），目的在于促进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发展趋势明显，呈现出协调上升态势。然而，相对于群众体育而言，竞技体育水平更是持续提高，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的国际地位，很好满足了国家利益的需要。2001年，我国获得第29届（北京）奥运会主办权，推动了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确立以提高竞技体育实力为目标的奥运战略（2001-2008年）。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体育工作的发展路线：一是构建完善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二是办好2008年奥运会[6]。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国家尽管努力实现体育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然而在具体实施中，受多年来“赶超思想”的影响，加之北京奥运会的成功申办，以备战奥运为重心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倍受重视，竞技体育始终占据着主要的体育资源，我国体育发展的走向依然偏向于竞技体育。
　　其次，群众体育“随动”发展。相对于竞技体育的“优先发展”而言，这一时期群众体育走的是“随动发展”路线[6]。群众体育活动的组织具有“随动性”和“自发性”，出现伴随改革开放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竞技体育成绩的鼓舞而不断起伏的现象，一些体育项目如乒乓球、排球等出现了全国参与热潮，群众体育逐渐实现了从“福利型”到“消费型”的过渡、从“单位化”到“社区化”的转移[13]。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展示国家形象和外交的手段也日趋多元，通过体育证明国家存在和国家强大的政治需求开始相对弱化。体育的人本需求开始受到重视，群众体育的发展需求日益高涨，国家开始把工作重点放到消除体育领域不均衡问题，并对体育发展战略重心进行调整，制定“奥运争光与全民健身相结合”的发展战略，重视体育的“协调发展”。完善群众体育发展的政策法规。1994年，国家通过了《“九五”计划》，把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提升到国家立法的高度。这一阶段，群众体育得到高度重视，提出了“全民健身宣传周”、“全民健身路径”、“体育三下乡”等活动，推动了群众体育事业的发展[3]。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面对我国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发展的不平衡，加之，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以及青少年体质的不断下降，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素质成为迫切需求。在战略选择上对“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视程度较以往更高。2014年10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营造重视体育、支持体育、参与体育的社会氛围，并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为群众体育的发展建立了新的平台。
　　总之，这一时期在优先发展战略和举国体制的保障下，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迅速。这种体制虽然很好地提高了竞技体育的发展效率，但并未带动整个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群众体育的“随动”发展进一步加大与竞技体育之间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