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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西方学术传统中，社会科学于19世纪下半叶确立为一门学科，有成熟的研究框架。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不同，它处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三重转型期，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使中国社会学家的工作陷入一种基本困境。本文在详细论述“三重转型期”的过程中，整合中、西方的研究方法和理解框架，提出研究中国“三重转型期”应该用“逻辑与历史统一”的社会科学解释方法。

　　关键词:转型期;中国社会;社会科学研究

　　一、本文使用的“社会科学”，仅指在西方学术传统或者西方思想传统中，19世纪下半叶以来确立的一门学科。在19世纪中期之前，这门学科并不存在。这一事实，可以参阅沃勒斯坦的考证。所以说1850年之前，在西方是没有社会科学的。社会科学家们研究社会现象，那当然自古就有。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在19世纪中期以前是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家的工作。自然科学的研究，我们称为“第一种叙事”;人文学研究，我们称为“第二种叙事”。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社会有了更多的资源，可以在大学里养活一批专门研究社会现象的学者，他们不需要从事诸如物理学和天文学研究，也不需要讲授拉丁文和希腊文这样的课程。我们参考配第的著作，或许最初这些学者是为国王税收服务的人口统计学家。后来，他们开始有系统地研究“风险”和“不确定性”，并为诸如保险公司这样的商业机构服务。事实上，耶鲁大学的希勒教授曾指出，最早的保险业广告出现于罗马帝国晚期。当然，在人类社会中，赌博的出现比保险业更早，例如出现在古代埃及。为了赌博，印度的学者关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知识，很早就有了相当重要的进展。大约在中世纪晚期，这些知识由阿拉伯学者介绍给西方学者。这样，西方社会从人口学开始，逐渐地有了一门被称为“社会学”的学科。大凡社会现象，都属于早期社会学研究的范围，在孔德的时期仍是这样。中国洋务运动以后，同文馆演变为大学堂，讲授西学。1900年以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和商学，明显地不同于人类学和社会学了。西方社会科学的演变，大致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总之，各种源流，因缘际会，形成了19世纪后期的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是洋务运动之后引进的西学，它至今仍是一种西学。虽然，我们正在努力让它有本土传统。

　　概括了我们社会科学家的工作。首先，我们研究行为，而不是研究一般的社会现象。更确切地说，我们研究具有社会性的个体行为。其次，它应试图为观察到的行为提供解释。当然，这种解释需要基于科学方法，从而在其他的社会科学家看来具有一定的说服力。这样的解释，简单地说，就是令人信服的解释。举例来说，如果有一个学生在课堂里坐着但入睡了，我们怎样解释他的行为呢?首先，如果这是偶发性的现象，社会科学家不必提供解释。因为社会科学家提供的解释，需要符合科学方法。在社会科学的方法中，最重要的是统计学。有了统计学，社会科学解释就变得很不同于弗洛伊德在《释梦》里提供的那些解释了。那么，释梦的弗洛伊德，他算是社会科学家吗?社会科学家不试图解释某一个人的偶发行为，而是试图解释大量的人的某一行为或一个人的大量行为，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得到统计显著的结论。所以，我们假设这名学生“统计显著地”多次在课堂里睡觉。当然，老师们可以想象一些相互竞争的解释。第一个解释是，老师讲课“太催眠了”。另一个解释是，这名学生没有充足的睡眠时间。当社会科学家面对相互竞争的解释时，他们会进一步收集数据，希望找到最令人信服的解释。解释本身产生了大量的论文，但我们不能过度地解释。所以说，社会科学家试图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convincinginterpretation)。谁信服呢?就是被认为是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群体。解释本身需要一个学术传统，在传统之内，解释具有说服力。根据哈耶克的见解，个体行为有三个层次的传统:第一个层次是“个人经历”或“个人史”，这可以称为“个体传统”。最近十几年，在经济学领域，关于“幸福”的研究，有了大量基于个人经历的幸福感问卷调查。经济学家当然重视幸福感，因为这是“效用”或“偏好”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之上，才有经济分析。当代的研究，有学科交叉的趋势。经济学方法影响了其它学科的研究，同时，例如在幸福感的研究中，经济学研究借鉴了社会学的方法。第二个层次是“社会文化”传统。经济学家愿意在这一层次进行观察和研究，因为他们在这一层次可以有统计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现在我们讨论个体行为的第三个解释层次，我们试图界定一种比个人经历更深、影响更广泛的因素集合。然后通过数学模型或逻辑推演，得到一些可检验的命题。马歇尔在撰写《经济学原理》时确实设想过在生物学视角下建构经济学原理，大约在仔细权衡之后，他放弃了这一设想。总之，个体行为的最深层传统，是动物学和生物学的传统。

　　西方社会科学工作流程的构想，源于哈耶克。他在年轻时写了一本书，是关于“元心理学”的著作———《感觉的秩序》，这部作品至今仍无中译本。哈耶克刻画了人类行为的三个层次或三个层次的传统:个人传统、社会文化传统和生物学的种群传统。今天，我们社会科学家的工作方式，大致可以容纳在哈耶克提出的这一理解框架之内。当我们为某一类行为提供解释的时候，我们在图1的右侧和左侧之间往复运动。

　　首先，我们在右侧的三个层次中寻求导致了我们观察到的那一类行为的理由。所以，右侧形如金字塔，最表层是个体行为，逐渐向深层探究，就是前文述及的三层传统。然后，我们带着在右侧得到的初步印象返回左侧，处理我们观察和收集的数据。如果数据处理结果不能令人信服，我们就再次返回右侧。这样往复运动多次之后，或迟或早，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合理的并且令人信服的解释。

　　我们对现象的解释，可以基于数学模型，也可以不基于数学模型，例如，基于一些“故事”或一些“案例”。社会科学家不必是经济学家。问题的关键在于，解释是否令人信服。令人信服的解释，成为学术传统的一部分，被称为“传统叙事”。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需要系统地观测并收集数据来检验这些解释。这是社会科学和例如文学这样的人文学科之间最重要的差异。例如，我们很少能够检验一部文学作品的真实性，但是我们能够检验一个社会科学理论的真实性。

　　二、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笔者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见解，笔者称之为“中国社会三重转型期”假设

　　所谓“三重转型”指的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转型。在图1中，我们看到第二层次的传统———社会文化传统，它的影响比个人经历深远得多。也因此，它很难界定。例如，“文化”的定义就过于纷乱，以致于目前还没有可信的统计方法。按照钱穆先生的阐述，“文化”不同于“文明”，前者偏重精神而后者偏重物质。我们说的文化的转型，主要是指情感方式随着生活方式的迅速改变而发生了虽不迅速但十分显著的改变。情感方式的可观测的方面，例如核心价值观，在以往30年里，当然有了显著的改变。根据许多人在中国的观察和感受，与西方人的核心价值观相对缓慢的改变相比，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改变剧烈。其实，在东亚各国，例如日本和韩国，都发生过这样的核心价值观的转型。统计指标显示，当时日本和韩国的离婚率和自杀率都显著地上升，与中国的情形一样。核心价值观的改变，直接影响了行为主体应付生活压力的方式。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可能遇到危机，怎样应付危机取决于核心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自杀，当然是一种选择。不自杀而去杀人，这也是一种选择。在文化转型剧烈的时期，大部分人可能完全没有稳定的价值观，也就是说，他们的价值观很难确立为核心的，似乎都正确，而且，关键是，似乎都可以成为“安身立命”的价值体系。如果一个人的心理结构不能足够地稳定，那么，遇到危机，就很容易有“极端反应”。在大学里，最近10年，年轻人的自杀案件相当频繁。为什么呢?从经济学角度推测就是活着不如死去。

　　为什么呢?生活压力很大，难以承受。为什么生活压力很大就难以承受呢?最终，一个人应付生活危机的最终根基，是他的心理能力，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情感方式，而情感方式与核心价值密切相关。

　　文化转型期可以很漫长，例如中国的这一次文化转型，有些学者认为是从宋明开始的。那时，儒家传统遇到晋唐时期在中国就已生根的佛家传统的严重挑战，于是有“新儒学”的兴起。多数学者相信，这一次文化转型期从清末开始，是一种合适的判断。例如，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铭文提到以往一百五十多年为了民族解放而牺牲的志士仁人。以清末为开始，这一次文化转型大约何时结束?很难预测。历史从来不是决定论的，当然也不是完全随机的。武断地预测，一个持续了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它的一次转型期，大约要占用数百年的时间吧。在社会仿真的研究中，我们通常假设每一个社会稳态的破坏和形成新的稳态，这段转型的时间长度，大约是稳态时间的长度的1/10。中华文明有5000年的历史，那么1/10就是500年。清末至今，大约百年，那么，还有400年的路要走。当然，不必是500年，也可能300年就基本结束。我们关心的问题，不是猜想，而是推测未来中国文化可能是怎样的，例如，西方文化的哪些要素可能融入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哪些要素是不可能被改变的。求解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很艰苦的工作，而且是跨学科的研究工作。

　　与文化相比，政治和经济的转型期可能更容易研究，这也是本文要解释的中国社会科学基本困境的主要方面。西方的社会科学家不用考虑中国的社会转型问题，西方过去150年的社会形态虽然有重要的革命和战争，但基本上是稳定运行的，或者说相对于中国社会而言比较稳定。把中国社会过去150年发生的事情与西方比如说欧洲和北美社会在过去150年发生的事情做粗略对比，你会发现，西方社会发展的比较平稳，而中国社会则是在一种激烈的撞击当中。也就是说，在图1的个人经历下面的层次———社会文化传统这一层次，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或者说单位时间内的改变比较大。比如说，10年之内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变化幅度，在西方社会可能需要经历两代或三代人的时间。

　　大约在1980年代后期，中国的大部分社会科学家都感觉到，完全照搬图1所示的西方社会科学工作流程，是行不通的。到了1990年代后期，最先回国的一批经济学家提出来应该要有“中国经济学”或者“经济学中国学派”。因为，中国经济在我们感觉中确实与西方老师们研究的西方经济很不一样。

　　在三重转型当中，经济的转型可以说是最为迅速的了。大家有目共睹，以往30年，我们经济生活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其实，政治的转型也一直在进行，只是比经济转型更曲折而已。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这一次政治转型期的最重要事件。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辛亥之后的军阀混战，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国际格局的演变，以及1949年以来国内格局的演变———政治的转型始终比较艰难，所以曲折也多。

　　以上所述，只是描述性的，不是理论概括，当然也就不能视为“中国的社会科学”。我们感受到的上述三个转型期，与我们这两代中国人的经历恰好重合。你们可以浏览世界地图，不难看到，同时经历这样的三重转型期的国家，在地图上只能找到一个和中国情形相近但国土范围很小以致不能相提并论的国家。

　　借用数学语言，社会从一个稳态过渡到另一个稳态，我们称为“转型期”(TransitionalPhase)。

　　现在，我们的基本问题是，对处于上述三重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新的稳态将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完全不清楚，凭感觉那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想象不出来，所以只能推测，转型期需要至少300年。

　　300年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将会是什么形态?2003年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说，未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模式很可能是“市场导向的”。但是今天再看这一预期，笔者感觉很悲观。一方面是政治模式的转换，我们知道，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模式，在西方各国，称为“民主政治”。

　　并不是任何政治体制都可称为民主的，因为民主政治要求一套核心的程序，例如代议制和多党竞争的竞选过程，这是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的两个显著特征。关键问题是，如果300年转型期的结局完全无法想象，那么，民主政治当真是正确的选择吗?另一方面，即便我们都相信民主政治是正确的选择，那么，2000年以来的中国政治格局演变，以及由此展望未来，是令人悲观的。换句话说，民主政治似乎越来越不是中国社会的演变路径了。不论如何，30年前，我们没有想清楚，现在似乎越来越想不清楚，这就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家面临的基本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