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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解释框架内的第二个特征是“动态”，这是相对于逻辑的解释框架的“静态”特征而言的。其实，“结构”，就可以说是静态的。但为论证结构与静态的类同性，笔者需要更多的时间。故而，与“结构”相对而言，笔者用了“情感”。与“静态”相对而言，笔者用了“动态”。当然，你们或许要追问，难道情感和动态是类同的吗?为论证这一类同性，笔者同样需要更多的时间。你们可以参考柏格森的著作，他对情感的动态性质有格外精彩的论述。

　　物理学的时间不是动态的，因为它可逆。韦伯说过，历史学的时间，是不可逆的。历史不能重演，但物理学时间，你只要沿着确定性系统的微分方程的解，用时间的负值代替正值，就可以返回系统经历过的任何一点。前提是，如物理学通常假设的那样，汉密尔顿系统有唯一的解。所以，我们认可普里戈金的见解:物理时间不是真正的时间，真正的时间是历史的时间。人类社会或者个体行为，总是沿着历史时间演变的。没有哪一个社会或个体行为能够沿着物理时间演变，这就是左边“动态”的含义。

　　历史的解释框架内的第三个特征，也是与逻辑的解释框架的第三个特征相对立而言，就是“归纳”。这里所说的“归纳”，是相对于“分析”而言的。而笔者所说的“分析”，就是康德在《逻辑学》或《纯粹理性批判》里所说的“分析”。也就是说，“分析”是从一些初始概念里面推演出概念原本就蕴涵着的内容。分析的命题，这是康德的见解，不必借助经验就可表明自己的正确性，在这一意义上，它们是“先验的”。与“分析”相对而言的，是“归纳”，它必须借助经验才可完成。在康德意义上说，归纳的命题，首先是“经验的”。其次，我们运用归纳方法，是为了获得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些概念或命题。在这一意义上，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或命题，被称为是“综合的”。例如，我们从历史阅读中可以获得某一印象，认为四川和湖南的中国人比其它地区的中国人更倾向于革命。

　　于是，这样的印象可被表述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凡四川省和湖南省的中国人，必定比其它地方的中国人更适合于革命运动。又于是，革命党人可能凭借这一命题制订一套革命方针，例如，率先在四川和湖南两省组织和发动革命，成功之后，革命运动当可延至全国。我们说，这样的命题不能先天成立，因为它们的真确性需要有后天的足够多事实的支持，故而，统称为“后天综合命题”。康德相信，作为对比，还应当存在一些“先天综合命题”。他找到的例子是数学概念和命题。不过，经济学家海撒尼批评康德，说他的想象有误。海撒尼相信，数学概念和命题是后天综合的。

　　那么，在历史的解释框架内，是否可以有“分析”呢?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分析”(Analysis)的意思是从原始概念经过逻辑演绎呈现出概念蕴涵的全部可能命题。也许因此，我们很少见到“历史分析”这样的短语。相对而言，经常见到“数学分析”这样的短语。在历史解释中，我们最常使用的方法是归纳法。浏览历史，不论那是“大历史”还是“断代史”的某些细节，总之，时间久了总会有一些心得。如果这些心得可以表述为命题，这些命题就是我们在阅读历史时反复想到的一些重要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运用归纳方法得到的命题。

　　中国的社会科学家，相当普遍地意识到诸如图3这样的理解框架，对于解释中国社会现象是必要的。换句话说，若要解释转型期中国的个体行为和社会现象，我们需要的是图3的全部而不能仅仅是它的左边或者右边。那些仅限于用图3的右边来解释中国现象的学者，或是“隔靴搔痒”，或是“食洋不化”。这也可以理解，他们从西方老师那里学习回来，试图将中国的一切现象装在西方学术的框架里。在胡适那个时代，这样的学术就已遭遇了广泛的批评。另一方面，那些完全沉浸在图3左边的解释框架里的学者，常被“海归”的学院派学者称为“土鳖”。也就是说，他们似乎完全不了解在西方或在中国之外以往一百多年学术思想的进展。于是，他们“闭门造车”并希望由此建构的理论能够“出门合辙”。结果是可以想象的，他们极少能够提出令人信服的社会科学理论。所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是，以“海归”为一方面，主导了今天的学院。以“土鳖”为另一方面，主导了今天学院派以外的民间学术。民间有很多这样的“在野”学者，他们主要依靠自学成才或尚未成才。

　　虽然，他们根据左边提出的中国现象的解释，具有某种“天然的正确性”。但是，毕竟，这样的解释不能令人信服。因为，“令人信服”这一短语，它要求的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那些受过社会科学训练的学者的多数都相信的解释。今天我们讲的“社会科学”，它是西方的，是西方社会科学共同体在以往一百多年里，基于西方以往数千年的叙事，逐渐确立的一个学术传统。而中国的社会科学家既然是在社会科学传统之内从事研究，就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令人尴尬的局面。

　　事实上，从1850—1950年大约100年的时间里，西方多数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仅用了右边的理解框架。到了晚近几十年，情况逐渐有了改变。他们不仅用右边而且努力用左边的理解框架来解释中国社会现象，只有这样的学者，才被认为是正宗的“中国学者”。这就是当代西方的汉学家，一方面他们努力要以中国人的视角，甚至努力要以中国人的情感来看待和理解中国人的世界。

　　另一方面，在我们的国学传统内，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多数学者仅仅用左边来解释世界。不过，处于文化转型期的学者，有很多是最伟大的学者，他们试图以左边和右边两方面的视角来理解世界。

　　其实，隐含着中国社会科学家的基本困境。一方面，我们更相信图3左边的解释框架;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用右边的解释框架来表达我们的社会科学见解。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按照西方社会科学的标准表达自己，才是令人信服的呢?这当然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笔者倾向于将这类问题留给“后现代”学者去解决。或者，如果有更多时间，我们再探讨这类问题。

　　中央用了一个双箭头，意思是:中国社会科学，要求的是整合，也就是整合左边和右边，从而能够实现老黑格尔的想象: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追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家的比较优势。这是因为，西方思想传统，无论如何，在亚里士多德以后的主流传统，就是静态的和形而上学的。而中国的思想传统，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始终保持着情感的和动态的主流特征。当代的情况是，与中国学术相比，由于西方文明是强势的，所以西方学术也是强势的。那些生活在强势学术传统里的西方学者，于是很少有激励到我们东方来探索情感的和动态的思维方式。那么，我们这些生活在弱势学术传统里的学者呢?我们当然有强烈的动力去学习西方学术，然后还有无法推脱的责任来解释中国的社会现象。这两方面的冲动联合作用，产生了足够强烈的动力，让我们追求一种新的综合，就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四、米塞斯(哈耶克的老师)———一位西方社会科学家的优秀代表，终其一生(在大多数时间里)，他是一位边缘人。在《经济学的最后基础》这部方法论专著里，他注意到了西方社会科学的局限性。

　　在中国大陆，因为奥地利学派被宣布为“马克思主义的死敌”，所以这本书在大半个世纪里是不能翻译出版的。现在由台湾夏道平先生翻译，你们会觉得不符合大陆汉语的习惯。

　　米塞斯指出，为了要成为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你必须通晓经济学以外诸如物理学、生物学和数学这样的科学领域，还必须通晓诸如法学和史学这样的人文学科。否则，你就会把行为科学与其它科学或学科的任务与方法“弄得混淆不清”。我们知道，凯恩斯在《马歇尔传》这篇文章里发表过类似的见解。他说，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不应仅仅懂得经济学，他还必须是一位数学家，同时还必须是一位历史学家，同时还必须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学家，同时还必须是一位优秀的哲学家。

　　米塞斯说，“经济学的研究，一再地被一个错误观念引入歧途。这个错误观念，就是认为经济学必须照其它科学的榜样来处理”。当时，他批评的很可能是德国历史学派。不过，今天，米塞斯的批评同样适用于那些努力要仿照物理学来处理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有些经济学家，因为见到物理学的巨大成功，于是受了诱惑，希望能够像牛顿那样来解释社会。因此，经济学被称为“社会物理学”。我们通晓其它的学科，是为了要研究“人类行为”(HumanAction)。夏道平先生将人类“行动”翻译为人类“行为”，还特别在译者前言里面解释了理由。其实，行动和行为，在英文里有极大的差异。HumanAction，笔者在行为经济学教室里从来没有论述过，只论述过HumanBehavior。

　　利奥·斯特劳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派的思想教父，在《古典政治哲学的兴起》这部作品里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人类，是“介于神和兽之间的存在”(weareinbetweenbeings)。介于什么之间呢?他说，betweenanimalandgod，介于兽和神之间。请注意这里，就引出了“行为”和“行动”这两个单词的极大差异。人类行为更接近神的部分，阿伦特称为“HumanAction”，而更接近兽的那部分，阿伦特称为“HumanBehavior”。

　　借助于斯特劳斯和阿伦特的阐释，我们可以说，“介于神和兽之间的存在”是米塞斯“人类行为”的出发点。

　　虽然米塞斯被称为“新康德主义”，但他的先验论和康德的先验论不同。米塞斯的先验论，是基于演化理论的先验论。他指出，行为主体或者人类行动的主体，他不能任意选择他关于世界的公理。

　　这就十分不同于康德所言的数学家。数学家可以任意选择公理体系，例如他们不选择欧氏几何学公理，因为他们可以选择非欧几何学公理。而人类则不能任意选择关于世界的公理，因为如果选择了不正确的公理，人类就会灭亡。所以，人类族群能够演化到今天，必定已经在演化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足够多的真理性的关于世界的公理或假设。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米塞斯是一位演化生物学家。不过，米塞斯始终或大部分时间是西方主流学术和主流社会的边缘人。如果他曾经试图建立一种不同于主流的西方社会科学的解释框架，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它应当是历史的或演化的框架。

　　经济学家是否提出过类似的解释框架呢?当然，时间上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位，就是张五常的老师艾智仁。他在1950年发表了《不确定性，演化与经济学》。笔者在行为经济学教室里，大约至少有三年，是引述了这篇文章的。

　　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凡勃伦———老制度学派的领袖，也设想过将生物学的演化视角引入经济学。

　　当然，马歇尔自己在《经济学原理》的开篇曾说过，他可以在达尔文的生物学视角下表述他的经济学原理，也可以在牛顿的力学视角下表述他的经济学原理。最终，他选择了力学视角，也就是静态的和逻辑的视角。